民国之文豪崛起_后记(一)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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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一) (第3/3页)

瑞午走到了一起,两人都选择留在大陆。而徐志摩则来了香港,并于1950年和张幼仪复婚,现在夫妻俩都是香港大学的老师,徐志摩教文学,张幼仪教德文。

    至于叶灵凤,属于创造社的老人了,当年和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是文学阵线的战友。他跟潘汉年一起主编过《幻洲》,被禁,又主编《现代小说》,被捕。抗战爆发后,叶灵凤参与编辑《救亡日报》,广州失守后搬去香港,一直留在香港没有挪窝。

    相比起徐志摩和叶灵凤,徐吁的名气就要弱得多。此人北大哲学系毕业,又前往巴黎大学留学,抗战爆发后立即回国,结果却被困在上海。他靠卖文为生,花两年十年筹集路费,途经广东、广西一路前往重庆,担任中央大学的教授。

    徐吁在民国文坛号称“鬼才”,作品中总是带着神神鬼鬼,1943年最受关注的就是他的《风萧萧》。这部作品估计是中国最早的谍战小说,讲述了三个女间谍(国党、日本和美国间谍)之间的斗争。

    描写谍战的《风萧萧》让读者耳目一新,当时是这样形容的:“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再现洛阳纸贵之盛况。”不仅如此,这部小说还在中国催生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即“后期浪漫派”。

    在搬来香港之后,徐吁的创作生涯进入另一个高峰期,整个60、70年代,徐吁乃是香港文坛的扛鼎人物!

    “四条!”周赫煊一张麻将拍出。

    徐吁笑道:“老校长,你这张牌打得刁钻啊,让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徐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周赫煊正好担任校长职务,所以他称周赫煊为“老校长”。

    “吃啊,送上门的还不吃?”叶灵凤笑道。

    “不吃不吃,自力更生,摸牌要紧,”徐吁笑呵呵道,“我们都是有底线的人,坚决不吃嗟来之食。”

    周赫煊乐道:“小徐的讽刺功底又见长啊。”

    “那帮绿背,就是该骂!”徐吁说着拍出一张牌,“九筒!”

    “绿背文化”在此时的香港很流行,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绿背”之绿,是美元之绿,美国政府专门在香港成立“亚洲基金会”,资助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

    无数从大陆逃难来香港的文人,三餐难继,生活窘迫,于是领着美元搞创作,攻击大陆和共产主义成了政治正确。其中张爱玲的《秧歌》和《大地之恋》,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的,文学质量奇差无比,只为拿美元过日子。

    而此刻牌桌上的四人,都还坚持着文学创作底线,对“绿背文化”深恶痛绝。跟政治无关,他们纯粹是觉得拿美元搞创作,在自己的作品里说假话太恶心了。

    就拿张爱玲的《秧歌》来说,写的是新中国农村的“悲惨现状”。这女人根本就没在新中国农村待过,她能写出什么玩意儿?全靠瞎编乱造。

    整个50年代,香港文坛都处于阵营对峙当中,一方是“绿背集团”,另一方是“反绿背集团”。

    “爸,我回来了,”周维烈推门而入,“叶叔叔好,两位徐叔叔好!”

    ……

    夜晚。

    周赫煊惊道:“什么,你准备去大陆?”

    “是的,”周维烈解释说,“中国成立了计算技术规划组,华罗庚老师担任组长,准备研发属于中国的电子计算机。两个月前,我在伦敦就接到了秘密信件,邀请我加入即将创建的计算技术规划组和中科院计算机所。”

    周赫煊反对道:“你一个数学家和软件工程专家,跑去研发什么计算机?”

    周维烈从包里拿出两卷微缩胶卷说:“这是英国最新一代计算机的设计图纸,都被我用微缩胶卷拍下来了。”

    “你疯了,这是间谍行为!”周赫煊惊道,“还有,你怎么弄到的设计图纸?”

    “这个你别管,”周维烈笑嘻嘻道,“离开英国的时候,我把微缩胶卷藏在了女皇送我的礼物里面,在英国没人敢拆开来看。”

    周赫煊沉默片刻,问道:“你真决定了?”

    “决定了。”周维烈表情严肃道。

    “你等一下,”周赫煊迅速写完一封信,告诫道,“把信交给周公,记住,只搞研究,不碰政治!”

    “明白了。”周维烈把信收好。

    对于儿子的选择,周赫煊并未过多干预。以他在香港发挥的作用,完全可以保证儿子平安无事,周维烈去了北边绝对属于重点保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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