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六章 (第2/2页)

，它们既没有描写正常的恋爱婚姻，也没有揭示家庭内部的矛盾。

    而是写才子与娼妓、优伶的所谓“恋爱”，也就是写非正常的婚姻生活。

    正象鲁迅说的:“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它们多表现理想的幻灭，文笔空灵凄婉。

    《品花宝鉴》，又名《怡情佚史》，亦题《群花宝鉴》，六十回。

    作者陈森，字少逸，号采玉山人，又号石函氏，江苏常州人，生卒年不详，主要生活在道光年间。

    清乾隆以来，达官名士、公子王孙招伶陪酒助乐之风甚盛，扮演旦角的优伶被呼为相公，又称做“花”。

    这些伶人虽为男性，却被视为妓女般的玩物。

    《品花宝鉴》即以此为题材，以青年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神交钟情、相思相恋为线索。

    写了象梅、杜这样的“情之正者”，他们认知己而不及乱，绝无狎意。

    并且称颂杜琴言、苏惠芳等梨园名旦“出污泥而不滓，随狂流而不下”的不俗气质，同时还写了商贾市井、纨绔子弟之流的“情之yin者”。

    以及嘲讽那些“狐媚迎人，娥眉善妒，视钱财为性命，以衣服作交情”的黑相公，作者以优伶为佳人，狎客为才子，写得情意缠绵，悱恻动人。

    最后诸名旦脱离梨园，当着众名士熔化钗钿，焚弃衣裙，结局纯是作者个人的理想。

    《花月痕》，又名《花月姻缘》，五十二回，眠鹤主人编次，栖霞居士评阅。

    眠鹤主人就是魏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福建闽侯人。

    《花月痕》是作者在太原知府保眠琴家处馆时所作，光绪十四年刊刻问世。

    书中描写韦痴珠、刘秋痕和韩荷生、杜采秋两对才子、妓女相恋的故事，叙述他们穷通升沉的不同遭遇。

    韦风流文采，卓绝一时，然时运不济，既不能自展其才，也未能救其所爱，以至困顿终身，落魄而亡，秋痕亦殉情而死。

    韩则高见卓识，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终致飞黄腾达，累迁官至封侯，成为中兴名臣，其所狎妓杜采秋亦封一品夫人。

    最后以痴珠的儿子小珠高中进士，作了钦差使，奉旨前往江东犒劳大军，赈恤难民，事后到并州护送痴珠和秋痕的棺木归里作结。

    《青楼梦》，又名《倚红小史》，六十四回，成书于清光绪四年，作者俞达。

    《青楼梦》以狎妓为题材，写所谓“风流才子”的生活理想。主人公金挹香以其风流才情得到了三十六妓女的青睐，与他们朝夕往来，结为知己。

    又不忘“努力诗书”，成就功名，后科考及第，为养亲而捐了官，授余杭知府，纳五妓为妻妾。

    不久，父母都在府衙中跨鹤仙去，挹香亦入山修道，又归家度其妻妾，原来以前所识的三十六妓，都是散花苑主坐下司花的仙女，今皆尘缘已满，重入仙班，于是，离散于人间的才子佳人遂欢聚于仙界。

    对于以上这几部狭邪小说的思想评价，一般都认为这些作品是作者追求功名利禄、赞赏腐朽堕落生活、抒发颓废没落情绪的思想表现。

    这当然没有什么进步意义可言，不过如果结合作者、作品、时代及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比较具体的分析的话，还是可以看出一定的认识价值。

    首先，在反应封建社会妓女的悲惨命运的同时，肯定赞扬了她们的追求和才华。

    《花月痕》中的刘秋痕。《青楼梦》中的钮爱卿是封建时代妇女中的最不幸者，生活对她们是最无情的，为了生存，不得不屈从人，强颜欢笑，她们被糟蹋，被侮辱，如同漂泊不定的浮萍，无依无靠，一钱不值，所以她们期待着在生活中遇上一个知音，使疲惫的生命之舟能够停在宁静的港湾。

    刘秋痕之于韦痴珠，钮爱卿之于金挹香，他们的情与爱是强烈真诚的，她们的灵与rou是合于一体的。

    她们不考虑社会舆论，不计较妻妾地位，不管年纪大小，不嫌清贫孤介，敢爱敢恨，只要能得到真心的爱，“衣带渐宽终不悔”，作者对她们这种真情的价值是肯定的。

    第二，在反映逛妓狎伶社会风尚的同时，表现了封建文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变异心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倘若耽于闺房之乐，便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表现。这样，男性的功名事业之心侵袭了他们的情欲，当功名失意的时候，他们的情欲似乎才苏醒过来。

    于是便往往走向纵情声色的另一个极端。

    狎妓有的纯粹是为了得到情欲的满足，有的则是希望在风月场中得到一种慰藉的抚爱。

    有人认为魏秀仁的《花月痕》是描绘他自己在太原知府家坐馆期间那“华天月地“的冶游生活的，俞达的《青楼梦》写了一名多情公子如何得到三十六名妓女的青睐、爱戴以及他们的爱情纠葛，虽然他没有视妓女为玩物，能够以平等的“人”来对待妓女，但这只能说是一种变态的爱情生活。

    这种反映在爱欲与事业对立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变异心态，并不值得肯定，但具有认识价值。

    第三，在表现“风流才子”的生活向往的同时，表现了晚清封建文人的双重理想人格。

    在古代文学中有两种理想人格，一种是依赖型的人格，即人的个性受制于封建伦理道德。

    一种是自尊型的人格，具有近代型的自由人格。

    作为处在封建时代与近代之间的晚清文人，他们追求的理想人格必然同时烙着新与旧的印记。

    魏子安在《花月痕》中塑造了韩荷生这一理想形象，前面写他不阿附权贵，只寄情风月、留连诗酒，是一个洒脱的名士形象。

    后面则写他功成名就，赐爵升官，极力表现他对功名利禄的渴望与追求，这确实使形象出现不一致性，但正是这一点表现了晚清封建文人的双重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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