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 (第1/9页)

    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

    自魏晋以来，鄂州城即是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之一，[宋时鄂州，明清以降皆称武昌，地当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老城区一带。]历经展，至宋代成为长江中游的最大城市，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本文试图从城市内部平面布局的角度探讨宋代鄂州城的展变迁，在对鄂州城市布局进行复原的基础上，分析其所体现出的特点，考察其与地理环境、经济展、文化心理诸因素的关系，为宋代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实证性的个案。

    一、城池规模与城门布局

    从三国到宋元，鄂州城的营建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总的趋势是城池规模逐渐增大，自西向东扩展。

    第一个时期，“吴孙权赤乌二年修筑旧垒，谓之夏口城。”[（明）薛刚纂修，吴廷举续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以下简作“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o年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嘉靖元年刻本影印。]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雍正《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武昌府?江夏县》，雍正十一年刻本。]城池“周围一十二里，高二丈一尺。后又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为重城，设二门，东曰囗州门，西曰碧澜门。宋、齐、梁、陈皆因之”。[《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唐宝历中，牛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等使。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赋菁茆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苫板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砖，以当苫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版，第447o页。]牛僧孺筑城提高了城墙质量，但城池的规模没有大的变化。

    第二个时期是宋朝，鄂州城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建。北宋皇祐三年（公元1o51年），知州李尧俞增修城池，此后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两倍，“周围二十四里，高二丈一尺，门有三，东曰清远，南曰望泽，西曰平湖。元因之。”[《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城池》。]限于地形，城池扩建向东展开，孙吴时的夏口城变为城内西头的子城。

    除了清远、望泽、平湖三门之外，见于宋人记载的鄂州城门还有竹簰门、武昌门、汉阳门。

    竹簰门：《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景物》“弥节亭”条：“在竹簰门外，临江。”

    武昌门：《溪堂集》卷五《七言绝句》：“武昌门外柳如烟，想见潘侯枕曲眠，欲借一帆春水去，江边皆是楚州船。”《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监司军帅沿革》“湖广总领所……今置司在武昌门内。”

    汉阳门：《入蜀记》卷三：“至鄂州……与（章）冠之出汉阳门，游仙洞……”《石屏诗集》卷一《鄂渚张唐卿周嘉仲送别》：“武昌江头人送别，杨柳秋来不敢折。汉阳门外望南楼，昨日不知今日愁。”

    以上三门，竹簰门应是西门。鄂州城西面濒临长江，竹簰门既然“临江”，则应是西门。对照明清方志，可知竹簰门确是鄂州西门。《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府城”条：“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兴增拓修筑，……为门九，东曰大东，曰小东，西曰竹簰，曰汉阳，曰平湖……”

    汉阳门也是西门。据6游记载，他在鄂州与章冠之一道先“登石镜亭，访黄鹤楼故址”，然后“与冠之出汉阳门”。石镜亭在“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与汉阳相对，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数。”[6游：《入蜀记》第五，《6游集·渭南文集》（以下简作“渭南文集”）卷四七，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年版，第2443页。]前引《石屏诗》亦称“武昌江头人送别，……汉阳门外望南楼”，由此可知，汉阳门在城西大江边，与西面的汉阳隔江相对，距离很近，这种地理位置只可能在鄂州城西。宋代以后，汉阳门屡见于史籍，如元朝曹伯启《曹文贞公诗集》卷九《良月既望忆仲通宰公兼寄君平察推》：“闲登黄鹤旧矶头，万顷烟波起暮愁。想象故人心似我，汉阳门外望南楼。”《湖广通志》卷二五《祀典志?武昌府江夏县》：“江汉神祠，在汉阳门楼，宋淳熙中通判刘靖以江汉宜为望祀，即灵竹寺西为坛祭之，后改祀今所。”《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武昌府》：“武昌府城，……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兴增拓修筑……为门九，……西曰竹簰，曰汉阳，……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顾璘重修，门仍九，……西易竹簰曰囗，曰汉阳，……”直至今日，武汉市武昌区城西仍有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