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北宋三衙武将之地位 (第5/5页)

（卷352李焘注）故又特意指定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为其辅助，用意当然是希望以军力为蔡确后盾。

    燕达，时任殿前副都指挥使，是宋神宗亲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将领，“神宗以其忠实可任，每燕见，未尝不从容”，[1o]（《燕达传》）他对神宗也忠心耿耿。在立储前夕，待蔡确派其弟蔡硕转达神宗、蔡确之意后，当即表示：“愿尽死力，上助相公（指宰相蔡确）。”[7]（卷352注）蔡、燕二人一文一武，文武合力，对高太后、赵颢等形成了较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方接受了立哲宗为太子、由高太后摄政的折衷方案。能够争取到这一结果，对神宗为的变法派来说，在当时不利的条件下，已经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燕达不仅于立哲宗为太子时以武力协助了宰相蔡确，在哲宗登基前后，为防万一，他还不顾忌讳，上奏要求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六十名中下级军官守在皇宫内东门外。史书记载：“逮神考升遐，宿卫于内东门。百官朝哺临，由垂拱殿入，皇族亲王由内东门入。（燕）达谓人曰：‘天子新即位，我坐甲于此，以备非常，万一有奸人随皇族而入，则事起不测，又岂能人人辨之。’将入上奏，人或止之曰：‘皇族之事，非所当言，言之恐被罪。”达曰：‘我蒙先帝大恩，拔擢常在众先，言之苟当，虽死何憾！’遂奏上。大臣嘉叹之。”[7]（卷353注）在燕达的请求下，宋廷遂打破常例，特允许燕达领军校日夜于内东门“坐甲合亲诣守”。（注：如《长编》卷353元丰八年三月李焘注引《密记》曰：“三月五日燕达奏，差殿前指挥使六十人赴内东门坐甲合亲诣守，奉旨依。”并考证说：“惟燕达乞守宿内东门外，前此未有也。……应是达创有陈请，非旧例也。”可见是举确实出自燕达一己之议。）燕达是举，意在防范由内东门出入的皇族中有可能对哲宗不利者，对哲宗顺利即位显然意义非轻。从这个角度上讲，神宗认为他“忠实可任”确属知人善任。

    第三，步军都虞候（注：王明清：《挥麈余话》卷1言何灌时为殿帅，但《宋史》本传无载，又当时有殿前副都指挥使王宗楚，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何氏此时职务据《宋史》本传实为步军都虞候，管勾步军司事。寻迁步军副都指挥使。）何灌于徽、钦内禅之际，以武力为后盾，震慑了郓王赵楷的抢位企图。何灌，开封人，以善射著称，积军功于徽宗末年为步军都虞候、管勾步军司事。徽、钦内禅之际，他领兵入卫。当时正是金军南下北宋国势艰难，北宋皇族本应同心协力，共赴国难，但由于徽宗、钦宗父子素有嫌隙，早在宣和末年宋徽宗宠爱三子郓王赵楷，已萌废立之意，据时人胡寅说：“渊圣皇帝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耿）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装眷，又阴为他日之计，每因王黼谗谮，颇曾解纷。”[16]（卷27）待徽宗急于逃避金兵而禅位时，赵楷不顾大局，在宦官们的怂恿下，仍试图抢位，《宋史何灌传》记载：“帝内禅，灌领兵入卫。郓王楷至门欲入，灌曰：‘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导者惧而退。”宋人笔记中对此事更有详细描述，如王明清《挥麈余话》卷1曰：“宣和末，祐陵欲内禅，称疾作，令召东宫。先是，钦宗在朱邸，每不平诸幸臣之恣横，至是内侍数十人，拥郓王楷至殿门。时何灌以殿帅守禁卫，仗剑拒之。郓王趋前曰：‘太尉岂不识楷耶？’灌指剑以示曰：‘灌虽识大王，但此物不识耳。’皆惶恐辟易而退，始亟趋钦宗入立。”何灌的阻止，成为粉碎赵楷等抢位企图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综上所述，三衙在北宋皇位更迭过程中确实挥有比较重要的作用，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古代专制主义政体之下，皇位新旧更迭往往是各种势力竞相角逐的政治敏感时期，北宋尽管重之轻武，武臣不得干政，但三衙管军将帅，尤其是殿前都、副指挥使，作为直接握有京城禁军兵权的强有力人物，他们的地位自然举足轻重。

    不过，北宋三衙参预皇位更替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有节、有利。有节，是指其往往在以宰相为的文臣控制之下挥作用，不再像唐末五代那样作为一个单独的集团出现，而且时常表现为能主动同宰相等文官执政大臣密切合作。更重要的是，武力虽然是三衙将帅的后盾，但真正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在北宋却几乎一次也没有生，他们主要是作为一种军事威慑力量辅助宰相；有利，指的是，三衙将帅对皇位继承的适当干预，多数情况下对稳定政局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像前面提到的英宗即位时的李璋、哲宗即位时的燕达、钦宗即位时的何灌等等，皆是如此。近年来有宋史专家撰文指出：“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17]三衙作为手握重兵的武将，能够在皇位更迭中挥出上述良好作用，应该说正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化性的重要体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