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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朝堂 (第1/1页)
九月初二,东京皇城,垂拱殿。 御史中丞俞栗昂身而立,手捧笏板,语气愤慨,奏道:“今日士风,有观望苟合之弊,有颓靡不振之弊,有阿党之弊,有诞谩之弊,有巧言谮愬之弊,有奔兢请托之弊。凡此六弊,皆起于好进,革好进之心,礼义廉耻为本。” “今有知定州梁子野上表‘管下有嘉禾合穗,一科相隔五垄,计六尺三寸,生为一穗,并中间垄内,一科三茎,上生粟三穗’,实骇人闻听,物极必妖,臣请令定州速贡嘉禾,以定真伪。” 玉阶上,天子赵佶沉吟不语。 今日轮值押班的宰相余深暗自摇头,朝堂争斗了这么多年,纯臣都快绝种了,怎的这个俞栗就是不开窍呢? 官家天资聪颖,所触之事无不精通,登基之初,向太后还在听政,官家尚未亲政,便能一言而使跋扈至极的权相章惇“惧而退”。 如今,官家御极十二载,驭臣之术早就炉火纯青,便是当朝第一人——位极人臣的蔡太师,不也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说用便用想罢就罢么? 以官家的圣明,又怎会被梁子野这种跳梁小丑般的臣子蒙蔽? 在梁子野之前,今年就有两个奸滑臣子欺君而先后获罪。 二月初一,河南府李譿奏“新安县万岁蟾蜍背生芝草”,官家不信,令其进蟾芝。 蟾芝入宫后,官家仅看了一眼,便说“蟾,动物也,安得生芝”?命近侍取水盆浸泡一晚,蟾蜍和芝草自行分开,发现乃是用竹钉和胶纸,将二者强行固定在一起,由是,下诏责李譿欺君罔上之罪,作散官安置。 五月初七,又有知永嘉县虞防上表,言“朝廷昨行当十钱,最富国便民之良法也,所贵推行之得其人而已,前日异议之人,务快一日之私,上欺天听,改为当三,亦误国之一也。望特许兴复,以便上下”。 对这种把握不准风向就投机的奸猾臣子,官家都懒得细查,直接下诏将其除名勒停,送循州编管。 这几年,州县地方进献祥瑞的,又何止李譿、梁子野两人? 可以说天下州县,几乎争相进献,以至于玉芝产禁中殆无虚岁,凡殿宇、园苑及妃嫔位皆有之。 除了祥瑞,州县也屡献嘉禾。去年,便有知河南府邓洵武言“秋禾大稔,自双穗至十穗以上,嘉禾无双”,又有荣州奏粟一茎九穗,蔡州奏麦一茎两歧,或三五歧至八九亩近约十亩,远或连野。 一个比一个胆大,一个比一个更骇人闻听! 梁子野不过是追赶这趟风潮的众多臣子之一,甚至都算不上惹眼。 俞栗才高八斗,是崇宁五年(1106年)的状元,眼光是有的,其不言祥瑞嘉禾,而直指吏治士风积弊问题,也算言之有物,且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知道不打搅官家的兴致。 只是行事还是过于刚直,前几年还曾因“勿和于时”,由殿中侍御史贬知襄州府,官家能召其回朝,授以御史中丞之重任,足见官家明见万里,用人上极有决断。 但,官家也有苦衷,自兴花石纲、修宫殿道馆始,朝堂上下总有臣子变着法的进言,官家不堪其扰,屡次禁言,也难堵住众臣之嘴。 而且,自六月份始,屡现灾异,六月辛亥荧惑入井,随后传来成都大火,乙卯白虹贯日,七月荧惑犯太岁,岁星犯积薪。 为平息朝野物议,官家先后放出宫女三百八十三人。 不想,昨夜又有流星出斗西南方。 当此之时,天子急切需要能冲抵灾异影响的祥瑞,就算明知梁子野欺君,也得暂时放过,若贸然同意俞栗所奏,谏臣们受此鼓舞,岂不是又要牵出一大堆事? 余深正思索间,忽听玉阶上天子纶音:“余相公可有奏?” “臣确有奏,知郓州事梁子美及知寿张县事苏瑾,联名上表‘梁山四十二亡户沐官家圣德,已登册归治,梁山匪患自消’。又,知成都府事庞恭孙上表‘夷人董舜咨、董彦博乞内附’,都堂不敢擅断,请陛下圣裁。” 成都路保州董仲元、霸州董永锡二夷部乞内附,根本不是甚新鲜事,实际上,两部在嘉佑(仁宗最后一个年号)、熙宁(神宗第一个年号)年间就曾两次请命于朝,此类蛮夷素无礼信,今日附明日叛乃是常事。而梁山几十户亡户归治,也是政事堂就可以处理的“小事”。 但在这个敏感时机,将二者放在一起,意义便大不同了,这就是内圣外王,乃圣君所为,盛世气象,有此两奏,臣子们再想就梁子野之事借题发挥,扯到道观、花石纲之上,就得掂量掂量了。 天子曰:“余相公所奏两事,便依前例,俞卿所奏之事,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