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二篇(一) (第1/2页)

    《周易》哲学解读

    上卷《周易》导说

    第二篇《周易》产生说

    一、先秦时期对《周易》产生的说法

    《周易》产生在什么时间呢？这里说的《周易》，就是指原创的《周易》一书，即有六十四篇文章组成的《周易》。弄清了《周易》一书的产生时代，就能从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助于分析《周易》一书的内容性质。至于《周易》里所用的“六十四画符号”则放到后面讲述。

    1.《左传》一书所反映《周易》产生的相关时间及说法

    我们前面已讲过《左传》一书里，最早记录春秋时期以《周易》筮之的筮例。“《左传》是编年体春秋史，也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时鲁左丘明所撰。记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四年间二百六十年史事，也保存了一些古代传说。”（《辞源》）

    《辞海》里是这样解释《左传》：“《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儒家经典之一。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所撰，清代经今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热据各国史料编成。多用事实解释《春秋》，同《公羊传》、《榖梁传》完全用义理解释有异，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叙事更至于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止。”

    现代史学家钱穆认为：“《左传》一书，并不是左丘明作，《左传》成书应在战国，与吴起有关。”又说“《左传》是中国最先第一部最详密的编年史。专讲历史价值，孔子《春秋》，可说还远在《左传》之下。若我们要研究春秋时代的历史，而我们专来研究孔子《春秋》，将使我们根本不清楚，所能晓得的将很简单，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左传》。”（《中国史学名著》钱穆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5年版第43页）

    笔者同样认为《左传》一书反映了春秋时代背景，与那个时代的文化是相吻合的。

    《左传》里记载有一筮例，是以《周易》筮之的最早筮例，其时间是发生在春秋早期。即《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里记，这一年春陈国人杀了太子御寇，陈公子完与颛孙逃亡到齐国，颛孙又从齐国逃亡到鲁国，而陈完就留在了齐国。《左传》一书里在叙述这一事件时又插叙与陈完有关的早年卜、筮两件事。一是插叙陈国大夫懿氏把女儿嫁给敬仲（陈完的字）为妻时，曾为此事进行了占卜。接着所插叙的第二个内容，是在陈完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一位周王室的史官来到陈国，而随身还携带一部《周易》面见陈侯，陈侯就让这位来自王室里的太史为其儿子敬仲卜筮。周太史用《周易》进行卜筮，其结果是“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这一筮例中出现的《周易》名称，及《观》里的繇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与今本《周易》《观》卦里的第四爻辞是一字不差。《左传》里的第一筮例反映了《周易》一书的出现，其时间是记载在“庄公二十二年”，而这一年若换算成公元纪年，就是公元前671年。但这一年是陈国发生了内乱，陈完应是成年人了。这一年在记述此事时，又插叙追记陈完小时候被卜筮一事。那么，周太史为陈完卜筮的时间，应在公元前671年向前推溯30年左右，即公元前700年左右。史家记周太史为陈完卜筮的时间应是春秋（前770年—前476年）的早期了。有《左传》记，《周易》一书的出现，是在春秋的早期了。

    那么，除《左传》一书里记载《周易》一书之前，是否还有有关《周易》一书的记录吗？从目前来看，还没有能找到证明比《左传》一书记载《周易》更早的记录了。《诗》里面有，《书》没有。就目前已知，从出土的考古材料上也无发现比《左传》一书记载《周易》一书出现的时间早。如考古出土的甲骨文、西周铭文，以及其他材质上的文字，都不曾发现有记载相关《周易》名称及内容。那么，是否就能认为《周易》一书应是春秋初期产生的。单就《左传》这一孤证，还不能为据。不过若没有新的证据证明《周易》一书产生时间的话，不能不认为《周易》一书产生的下线为春秋初期了。《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不但为史巫用于卜筮，而且也在上层的士大夫眼里以义理之书看待，而引用以阐明事物道理，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的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用于阐明事理。而这一年是公元前596年，是属于春秋中后期了。春秋时期无论是史巫用《周易》筮之，还是上层士大夫引用《周易》，两者所运用的都是出自同一文本的《周易》，所以也都是《周易》这一称谓。只不过理性地看待《周易》，是出现在史巫用《周易》卜筮的之后，这也符合春秋时代背景。《左传》里记载的第一次引用《周易》直接用于阐明事理的运用过去半个世纪，又出现了“易象”。

    《左传·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记载韩宣子在鲁国太史那里看到“易象”与“鲁春秋”。这“易象”应是阐释《周易》的“易大象”文章。这也是对《周易》称“易”的最早记录。从“易大象”文章来看，这“易”应是指《周易》，《易》如同《周易》的简称。这一时期“易象”的出现，也是与春秋后期文化背景相符合。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的时间已与西周灭亡过去了230年。而这一年与周太史身带《周易》为陈侯的儿子卜筮一事也已过去了170年，也与引用《周易》直接阐明事理的那一年也过去了半个世纪。这时出现以《周易》为义理之书作为研究对象所阐发出新的政治学说，即“大象”文章的出现，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个时期也正是社会一步步走向理性的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巫术这种非理性的东西也逐步走向衰落。春秋后期出现了伟大的孔子。也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并写出了不朽的《孙子兵法》一书。

    而《孙子兵法》一书里首次提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这体现了按唯物主义行事的思想，这是讲对于敌情的胜败的判断，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即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去祈求鬼神，也不是用占筮取象比类的方法推测。这是有力的排击了占筮巫术迷信。任何思想无不打上时代思潮的烙印，所以《左传》里记述的筮术与义理两者性质对待《周易》一书是可信的，是符合春秋的时代背景。

    从《左传》对《周易》一书的反映，已知《周易》这一名称出现在春秋初期，也已知《周易》是一部书，其内容在理性者眼里，是一部义理之书，而在史巫眼里，已变成用于卜筮的卦书。而《左传》一书里并没有反映《周易》一书产生在什么时间，或是谁创作了这一部书。因《左传》是春秋的编年史，不反映西周历史。而《左传》可以说，又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书。先秦时期里没有出现一部西周历史书，也就无法知道《周易》一书是否是西周产生的。但《左传》一书里已有反映《周易》一书与西周初期有关的说法。这正是《左传·昭公二年》记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时的说法：“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口气不是透漏出《易》（《周易》）与周初有关吗？因《大象》文章正是论述的是“君子”之治。所以韩宣子才认为周公之德与周人王天下的道理来。这是春秋后期上层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