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二篇(十一) (第2/3页)

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许倬云的《西周史》里云：“周初建立东都，原为了控御东方。周室的真正基地，毋宁仍在丰镐……犬戎、西戎与申侯袭杀幽王于郦山之下。秦襄公将兵勤王，战斗甚力。平王东迁，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以岐西之地，答应秦能攻逐戎，即为其地诸侯。”（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

    按以上史著，周朝建国后，定都镐京，到平王自镐迁都洛邑。对西周建国后的都城为镐京，应是现代史学界公认的说法。

    镐京称宗周，宗周是指周为所封诸侯国之宗主国，故称宗周。《诗·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辞源》对“西周”一词的解释：“周代，周武王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至幽王。史称西周。至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

    通过以上权威说法，这西周自武王建国后都镐京，至幽王在镐京被杀，平王东迁洛邑。西周时期是没有出现过迁都其它地方的说法了。那么，就可以说《周易》一书里反映的“迁国”之说的历史背景了。

    周人的发祥地是岐山，是古公亶父（文王祖父），因戎狄威逼，由豳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在今陕西岐山北），建筑城邑房屋，设立官吏，改革戎狄风俗，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使周族逐渐强盛起来，奠定了周人灭商的基础。

    《周易》里也有反映“岐山”这一历史文化地名，在《升》（《周易》里的《升》篇就是讲国家发展上升的道理）篇里有“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的说法。这是引用“岐山”隐喻着周人由此建立根基的道理。岐周是周人的发祥地，后来就成为西周的圣地。岐周不仅仅指今岐山县境，应是宝鸡、凤翔、岐山等区域。西周时期，岐周的政治地位很高，周王要到岐周举行各种高规格的祭祀活动。因为岐周那里有他们先王的陵墓。从周族发展来看，周人是从发祥地由西向东扩展。从岐周向东的丰、镐发展，既是地理条件因素，又是政治上的需要。文王迁岐到丰，做为向东方扩张的前沿，武王立国后，在镐建立京都，周公辅政是为加强对东方殷地的控制，又建立了陪都洛邑。从岐周（圣周）到王都镐（宗周），再到洛邑（成周），这是符合西周历史发展脉络。而典籍或金文中出现的周王到“郑”地，那不过是在“圣周”进行的祭祀先祖的活动而已。而在考古出土的周原甲骨和金文里的“镐”都作“蒿”。因为周王居于“蒿”到岐周举行祭祀，甲骨、金文都有“自蒿”出发的记载。如周原甲骨“祠自蒿于周”(《周原凤雏》(H11:20)中记载：惠亡眚，祠自蒿于丰。而在《周原凤雏》(H11:117)上记录：祠自蒿于周)。

    这“周”就是岐周。综合而论，西周建国后王都为“镐京”，而唯有西周末期平王自镐迁洛。那么，《周易》里所反映的“迁国”愿望，是面对西周社会，而生出的一种忧患意识。也是看到周王朝走向衰落，及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提出迁都的愿望，以改变王朝不利局面。这《周易》里反映的“迁国”愿望，无疑是西周后期的历史背景。那么，《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离平王东迁洛邑不会太久远了。

    实际西周早在中期就开始衰微了，周王也逐渐失去了“共主”地位。因为经过几代的诸侯国君，已不把周王放在眼里，特别不是周王宗周的诸侯国，更不把周王放在眼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封国的国势逐渐强大起来，它的独立性也就越来越大，对周天子便不那么恭顺了。在诸侯国筮例膨胀的同时，周王室的实力并没有明显的增长，由于经常不断地进行分封，王畿土地没有扩充，反而有缩小之势……天子和诸侯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变化，天子的号令对诸侯说，已经不很灵了。早在周昭王时，由于‘王道微缺’，原来接受周封号的封国，开始不服。昭王为此率六师南征，卒于江上，周穆王时政治上进一步‘衰微’，但还要兴兵征讨按时来朝贡的犬戎。这不仅使周与犬戎形成对立，而且使其他边缘的诸侯也来朝觐了。周懿王时‘王室遂衰’，到周夷王，厉王是‘诸侯或不朝，相伐，‘诸侯或叛之’。到了西周最后一个王周幽王时，周王室便完全失去了共主的威望”。（《中国古代史》）

    西周自文、武、成三代后，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事实。到西周后期已是诸侯开始相伐时期了。‘天下’的名义上是周王的，而实际诸侯势力的上升已不把周王放到宗主的位置上看待。西周前期与西周后期周王在诸侯国的共主地位完全不同了。《周易》作者正是身处西周后期的社会背景下，写出的《周易》一书。《周易》作者时代的西周，已是内忧外患的时期，才有《周易》一书充满着忧患意识的基调。也才有《周易》作者提出“迁国”的政治主张，这正是体现了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信息。

    从《周易》一书内容看，作者并没有站在周王的立场上，去维护周王‘天下’的统治学说。《周易》的作者不像孔子那样，在面对春秋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所向往的是恢复西周王天下的政治局面。而《周易》作者是面对现实，是从有家有国的现实，来思考建立一个和平相处，共同治理与维护‘天下’的“君子”（有家有国的统治者）之治的“理想国”。这说明《周易》的时代，已不是周初的时代。《周易》的作者也与周王室无关。《周易》的作者不代表周王或周王朝，因为《周易》里字里行间的口气，与周王室成员的语气不同。即《周易》作者并没有站在周王的立场，利益上去维护周王的统治。《周易》不同于《周书》或《诗》里的一些诗歌那样维护与歌颂周王的口气。

    无论是《诗》里的周族史诗，还是出土的西周青铜铭文里多有惯例的称呼“丕显文武”，而《周易》里则是很平淡的用“王”来说事理。《周易》里没有《诗》里及西周青铜铭文上的那种歌颂文、武、成三王的口气。而《周易》里倒是出现了两次赞扬商朝先王的事迹，如《既济》里的“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篇里“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这实是表露了对商朝先王功绩的歌颂。即使《周易》里引用殷商之际的商朝事件与人物，也无贬低之意。如《明夷》篇里的引用“箕子之明夷，利贞”，《泰》篇“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反而《周易》里并无提及西周的文王、武王事迹，即无歌颂西周开国有功的文王与武王，这说明《周易》作者并不与周王室有关，也说明《周易》作者以离周初相去甚远了。从《周易》一书中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