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三十七) (第1/1页)
实际王夫之注释今本《周易》，已然是以“象数”释之。只是以“象数”说学释解今本《周易》而阐发出一凡“道理”。 如对《乾》里的“初九，潜龙勿用”的解释： “初者，筮始得之爻。‘上’，卦成而在上也。‘九’者，过揲之策三十六，以四为一则九也。于象则一，而函三奇之画。一，全具其数；三，奇而成阳；三三凡九。阴，左一，右一，中缺其一；三二而为六。阳，清虚浩大，有形无形皆彻焉，故极乎函三之全体而九。阴，聚而吝于用，则虽重浊，而中因虚以受阳之施，故象数皆有所歉而俭于六。‘初’，‘上’先言卦位，而后言象数；‘初’为位所自定，‘上’所以成卦也。‘上’，‘三’、‘四’，‘五’，先言象数，而后言位。初画已定六画之规模，听数之来增以成象也。 伏而不见之谓“潜”，“龙”阳升而出，阳降而蜇，绝地而游，乘气而变，纯阳之物也。乾，纯阳，故取象焉。六爻成而龙德始就，乃随一爻而皆言龙者，六爻相得以成象，虽在一爻，全体已具，亦可以见爻之未离乎彖也。《易》参三才而两之。初，二，地位；三，四，人位；五，上，天位；其常也。而易之为道，无有故常，不可为典要，唯乾，坤为天地之定位，故分六爻为三才。初在地之下，龙之蛰乎地中者也，故曰‘潜龙’。 ‘勿’者，戒止辞。‘勿用’，为占者言也。龙这为道，潜则固不用矣，无待上也。占者因其时，循其道，当体潜为德而勿用焉……。” 这王夫之能从一个“初九”和后面的四个字“潜龙勿用”，却演义出六百多字的“解释”来。那么倒底让后人明白这几个字什么意思么？没人能说得清楚。这王夫之是在讲象数义理呢？还是在讲象数占筮呢？已难分难解了。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做学问，做进了死胡同。 王夫之所谓注释《周易》，完全是照前人的“象数易学”而想象发挥之。重其“象数”，而轻视文辞，必然走进释《周易》的歧路上去。你看王夫之对这“初九”，本不是内容而当成重要的内容，说长道短，对现在看来很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而对普及学问来说，大众如何能看懂这种注释呢？难怪没有人不认为《周易》之神秘与深奥。到封建帝王社会后期，对《周易》的注释越繁，让人读那些《周易》注释文章，就头痛。这是在“注释”《周易》吗？对《周易》里的每一句话，王夫之“注释”长则几百上千字，短则几十字的说法，但又能说明了什么呢？看那些说法，似云里雾里，像是“神话”，像是痴人梦语。 后封建社会里所谓的《易学》在解释《周易》上均受到《系辞》、《说卦》思想的影响，无法走出《系辞传》象数亦理亦筮理论的影响。既然认为《周易》是占辞，又何比苦苦从那些占辞里，阐发那么多的题外话呢？为何要从占辞中阐发出不伦不类的封建帝王政治之道上的道理呢？若通过这种解释想读懂《周易》，恐怕是比登天之难了。重“象数”而轻“文辞”解释《周易》的所谓“易学”书籍，不但不能帮助弄懂《周易》，反而使人误入歧途。 再如对《需》里的“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的解释。这一句虽然不涉及“九·六”数，是所谓的“卦辞”，但王夫之已然从阴阳爻位来分割折解这句话，可最终实难明白他解释这句话是何意思？他要说明什么呢？ “‘需’，缓而有待也。乾之三阳欲进，而为六四之阴所阻。九五阳刚，履乎中位，而陷于二阴之中，与三阳相隔。三阳待五之引已以升，九五待三阳之类至，交相待而未前，故为健行而遇险之象，不能不所需迟，而固可以需者也。‘孚’者，同心相信之实也。阴与阳合配曰‘应’。阴阳之自类相合曰‘孚’。凡言‘孚’者放此。旧说谓‘应’为‘孚’，非是。九五与三阳是合德，虽居险中，而诚以相待，秉志光明，而情固亨通，终不失正，吉道也。此以赞九五之德。‘利涉大川’，为下三阳言也；虽为四所阻，不能不有需迟，而性本健行，不畏险而自却，且有九五以为之主，非阴所能终阻，涉焉，斯含义而利矣。” 王夫之解释那句话是通过“需”的卦学里的卦画符号（坎上乾下）及六爻爻位、阴阳来解释的，实则是把那句话分割、拆解的支离破碎。你若不懂得八卦象数学，你就不懂他的说法的那些来历。但我们已然不明白王夫之所解释的“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总之，王夫之的《周易内传》是以象数亦理亦筮的东西，不凡从象数中阐发符合封建帝王社会里的“理”。王夫之有悲痛亡明抗清的一段爱国壮举，而不过已然是一位传统的士大夫。王夫之的思想已然有很多保守与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王夫之的思想成果在于“史观哲学”，然他的“历史反思”已然是传统上的思维。王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处于科学革命时代，世界处在文化上的重大转折期，而面对西方传教士带进的文明成果，东方的学者不屑一顾，只多看到是为技艺之术，而勿视科学技术后的思想与制度。王夫之面对西方的文明成果，已然跳不出“华夷之别，在于文野”的封建帝王传统文化藩篱，把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变成了巨大的包袱，而成为阻碍学习世界上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的“围城”。
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发例》里说：“《易》之为筮而作，此不待言。王弼以后，言《易》者尽废其占，而朱子非之，允矣。” “《易》之垂训于世万，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故曰：‘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学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筮也。” “京房，虞翻之言《易》，言其占也。自王弼而后至于程子，言其学也。二者皆《易》之所尚，不可偏废，尤其不可偏尚也。” “当位之吉，不当位之凶，其恒也。应之利，不应之不利，其恒也。使有恒之可执，而据之为典要。则《火珠林》一类技术之书，相生相克之成局，足以与于圣人之道义，天地之德业矣。” “盖筮者，知天之事也；知天者，以俟命而立命也。乐天知命而不忧以俟命，安土毅仁而能爱以立命，则卦有小有大，有险有易，有顺有逆，知其吉凶而明于忧患之故……所谓‘动则玩其占’也。” 从王夫之的这些所谓的“易学”说法来看，充分说明王夫之继承的是《系辞传》的衣钵。王夫之一样认为《周易》是为筮卜而作，并强调不可偏废“占”。封建帝国时期里的各种占验术数，被后儒者称为“技术之书”，那么支撑这些“技术之书”的正是帝国里的阴阳五行哲学理论。无论王夫之从“象数”义理上如何附会出封建帝王社会里的道德政治观，都不足以他认为《周易》是为筮卜，并不可偏废筮卜，而抵消了一切的义理之说。王夫之的“易学”况有百万言于世又有何补呢？王夫之一样是一位亦巫亦理的“象数易学”者。似乎他的“易学”诠释了王阳明的那句经典之话，“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这就是中国古代里所谓的大思想家、哲学家眼里的“卜筮”（算卦迷信）与“义理”（道德文章）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