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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政治哲学演讲(十一) (第2/3页)
先人父乙的”才铸造了这一尊器。自然才把传承的那套视为神秘的符号刻上2个(两个“六联体”符号),恐怕是做为心愿而通过神秘符号传达给祖先。因为那两个符号是授封地的“中”铸作祭器时刻上的,那符号既不是卜筮之用,也不能称“数字卦”。就是作为神秘符号崇拜而已。 以上我们对“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和“中方鼎”这两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以及文辞内容进行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三个示例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和刻辞,分析这些“六联体”符号是否表明是占筮符号的记录呢? 这另外三个示例器物之一:即“安阳四盘磨村卜骨”一例,这一卜骨上刻有三个“六联体”符号,而其中两个“六联体”符号后各刻有两个文字。 这一件“卜骨”刻有三个“六联体”符号,而且有两个符号下各刻有文字两个。对于这件“卜骨”上的文字释文与解释,我们见于张政烺先生《试译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现摘录如下: “四盘磨卜骨字小,横置,与殷墟卜骨不同……七的数字变成卦爻是乾坤,下有“曰魁”二字;八变成卦则是离坎,下有“曰隗”二字。乾、坤、离、坎在八卦中是重要的卦,正倒不变样,它们配对凑在一起,不是偶然的,不像筮占的结果,而可能是一部筮书的篇首,被习契的人刻在这里。魁和隗当是卦名,犹《周易》称这两卦为否和未济。按照古人的习惯,魁和隗列居篇首就可能成为这部筮书的书名”。 这是张政烺对“四盘磨卜骨”上的刻符和刻辞所作的解释,即“试探”《连山》筮书的假说,不过张政烺先生倒是认为这则“卜骨”上的刻符和刻辞“不像筮占的结果”。 我们也根本看不到“六联体”符号与文字是占卜的结果。 接下来我们接着看另外两个示例器物之一:即河南安阳出土“卜甲”,此龟甲上既有一个“六联体”符号,又有两个文字。 我们从图片上看到这一“六联体”符号是两个基础符号“十”与“∧”所组成,这一卜甲上的两个字是“贞吉”无疑,那么,这一龟甲上的“贞吉”二字与一个“六联体”符号,是否是如“数字卦”说者所认为的占筮记录的结果呢?对于这一龟甲上的“刻符”,无需多说,它既不是“数字”组合的“数字卦”,也还不是“卦符号”。即使如这个龟甲上出现“贞吉”二字,也无法证明这一龟甲上的“六联体”符号是个卜筮之用的记录,因为“贞吉”二字,不是“占卜”之意。单凭“贞吉”而字就要证明出现在这一龟甲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是个卜筮工具的记录,则是很牵强的。本身“贞吉”之意,不是“卜问吉祥”,而是希望或祈福吉祥的意思。《周易》一书里不凡有不少“贞吉”这一词语的出现。《周易》里的“贞吉”二字,其意多是“正确”的判定语,是“贞凶”(指错误结果判定词)的反义词。 这一龟甲上的“六联体”符号与“刻辞”的含义实与引用资料“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上出现的三个“刻符”和三句“刻辞”的用意一样,是祈福语。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引用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刻画符号与“刻辞”,即“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H11·85)西周时期卜甲(摹本)”上刻有一个“六联体”符号和五个文字的关系。 这一龟甲上的一个“刻符”也是一个“六联体”的组合符号,同样是有基础符号“十”与“∧”所组成。而这一龟甲上出现的五个“甲骨文字”如何来释文呢?最早释文为“曰:其矢□鱼”(见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而今在网上看到的释文则有“曰其亡咎既鱼”,“曰其无咎既鱼(吉)”,“曰其亡咎既(即)鱼”等。可从摹本来看,应是五个字,而不是六个字。 我们认为这五字则是:曰其大既鱼。单凭这几个字很难明白是何意思,本身出土的甲骨文字,有很多还不能释读,即使所认为被释读的甲骨文字还在不断地被推翻。不过从这五字里有“鱼”来看,应与祭祀祝愿有关。上古对“鱼”具有很明显的生殖崇拜意义。从考古发现很早人们就将与鱼相似的图纹刻划在生活器皿,或祭祀工具上以寄托对生育繁盛的期望。那么,这一“卜骨”上的文字无疑与祈福有关,而不是卜筮的记录。 以上通过对引用五例器物上有“六联体”符号和出现有文字的用意分析,均不能证明是“筮数”(即所谓的“数字卦”)与卜辞的说法。那些“六联体”符号与刻辞自然也不是卜筮的记录。既然这些“六联体”符号不是数字组合,也就不能称之为“筮数”,也就不能命名为“数字卦”,更不能称为“易卦符号”。总之,这些“六联体”的符号出现在商与西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还不是做为卜筮(算卦)工具。并且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多是没有刻辞出现,既有“六联体”符号,又同时有刻辞的所占比例很少。况且一次将十几个“六联体”符号刻记在一种器物上,若认为是卜筮的记录,显然是解释不通的。 西周早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用意应是一脉相承的,即属原始符号拜物教的孑遗。 在西周及之前这些“六联体”符号还没有成为算卦的工具,而是被作为神秘符号崇拜使用而已。象陶罐上所刻的“六联体”符号就是此意,而且还有出土的西周陶簋上刻写的图画和神秘符号以及几个“六联体”符号,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墓葬中出土了一件仿铜陶簋,内壁腹部刻“六联体”符号,和无法知晓的刻划符号及图画。这一陶簋当是西周后期的东西。而且这一刻有“六联体”符号的陶簋是出土于墓葬,作为一件随葬品,并且这一随葬品上刻写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图画和“六联体”符号以及几组神秘的刻划符号,应是与丧葬信仰有关。即象征着对死者某种寄托,犹如两汉时期贵族墓葬里的常见的汉画像石所表达着对死者的某种寄托,这当然是与鬼神迷信有关。所以这一陶簋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既不是“筮数”(数字卦)的卜筮的记录,也不是卦符号。而是作为一种神秘符号的崇拜使用,这与崇拜神秘符号的传统有关。如青铜铭文里记载做器者对先人祭祀常与甲子符号连缀现象相同,如父乙、父丁、父戊等称号(甲子符号)。把“六联体”符号刻写在不同器物上,无论是甲骨上,还是青铜器上,一般来说其用意是作为一种通神的媒介,以传达人与神灵交通意愿的实现。虽然卜筮也是一种人神交通的方式,但出现在商周时期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还没有演变成卜筮的工具,还不是卦符号,而只是作为一种神秘符号来运用(当然这套“六联体”符号初始只是一种记事符号而已),类似后封建时期里道教符咒使用的用意,在道士法师和巫师看来,“符”是沟通人与神的秘密法宝,画符就以为可借助神灵的力量来实现人的意愿。虽然卜筮与符咒都是通神的方式,但两者不是同一概念。所以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不是卜筮(算卦)的记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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