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评论》(二十五) (第1/3页)

    上卷:先秦易学评论

    ——《周易》一书在先秦时期形成的易学派别

    第四章

    先秦易学汇集——《易传》，对《周易》的学术研究

    第六讲《系辞传》对《周易》是如何解释的

    第二节

    自《系辞传》把《周易》说成是占卜的功用，我们要问《系辞》作者从何得出《周易》“以卜筮者尚其占”的根据呢？即《系辞传》认为《周易》能用来卜筮的根据是什么呢？其认为的根据是否能够成立呢？我们已知《左传》里记述春秋史巫用《周易》之名份来卜筮，但那是史巫的错误认识，是将早已出现的那套“六联体”符号，即并不是《周易》里原创出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分出八个经画符号（春秋时期还没有出现八卦一词），纳入八种自然物象（春秋八个经画符号也就是后来《系辞》里总结出的八卦符号，只有八种取象），以推论人事吉凶的“先知”来。这是中国占卜史上一项新发明，把《周易》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变成一套卜筮工具，自此也把《周易》文辞改造战占辞。史巫所用的一套符号上的八卦卜筮术，《周易》里是看不到的，春秋史巫卜筮时，如何起筮《周易》里是看不到的。《左传》里保留下来的筮例，只有推论人事吉凶的“先知”内容。就是通过六十四画符号里的八卦取象，来比类、附会人事吉凶。当然也不否认春秋前期的筮例，是看筮出六十四符号里的某一个画符号也就知道那一个画符号（后称卦画符号）下里的《周易》文辞。也就通过《周易》里的某一句话来比类、附会所问人事吉凶。这就是春秋时期史筮所谓用《周易》筮之的方法过程，实际离不开六十四画符号与“六联体”画符号里的八个三联体符号取象来卜筮。即把《周易》一书所用的那套符号衍生出一套卜筮工具，而错用《周易》文辞当占辞用。而六十四画符号不是《周易》里原创，六十四画符号在《周易》之前早已产生，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从目前考古界发现《周易》一书之前所出现在甲骨与铭器或陶器上的六十四画符号，还没有证据证明六十四画符号是用于卜筮的。如同六十甲子排序符号，同六十四画符号一样，都同时出现在殷商时期的甲骨上。也如同甲子六十符号(干支)一样，在卜筮、八字、风水学上变成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推演工具。那么，“甲子”符号难道在起初就是用于筮卜、算命的工具吗？显然不是的。

    我们知道人类最早的记事文字，起源于刻画符号，但还没有象六十四画符号的那种规律性的组合形式出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六十四画符号在《周易》一书之前，就是卜筮之用的。《周易》一书所用六十四画符号就是一种排序用意而已。退一步讲，即使西周早期，史巫用六十四画符号起筮，筮卜吉凶之事，而《周易》作者用六十四画符号编排出六十四篇义理文章，又有何不可呢？这同换成甲子六十符号排序编排出六十篇义理文章的道理一样，这是《周易》作者用何排序而已。而史巫见六十四个画符号（即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而创符号卜筮之术，又借助《周易》里的文章句子，“解读”人事吉凶（即做为通神的工具，“窥视”天命吉凶），那只是史巫的迷信行为，但并不改变《周易》的义理性质，即《周易》是政治哲学之书，已然是政治哲学之书，并不因史巫做为卜筮之辞，就把《周易》错看成卜筮之书。而研究《周易》者也不能见有人以《周易》之名筮卜，就不分清红皂白的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或认为有占筮的功能。所以《系辞传》的作者认为《周易》“以卜筮者尚其占”，是《系辞传》作者认识上的错误，是被卦爻式的《周易》（即今本《周易》）结构所迷惑。但并不因《系辞》里说《周易》有占筮的功能，《周易》就真的变成了占筮之书了吗？

    《系辞》里说《周易》有占筮功能，并不符合《周易》原创文章里的内容，那是《系辞》作者无法弄清史巫卜筮所形成“《周易》筮之”的历史成因。当然也无法弄明白原始《周易》被篡改的过程，孔子尚且没有弄明白，在文化钳制的帝国时代，《系辞》作者能说清楚吗？当然无法说清，也更不需要说清，因先秦战国百家争鸣的理性时代已经烟消云散。

    至于《系辞》里所讲的占筮方法，“大衍之数五十”起卦方法，更不能说明是《周易》里的东西，那是“八卦占筮”的起卦方法。“八卦”与《周易》是不同的概念，“八卦”是卦学（筮术）里的概念，“八卦”是从六十四篇文章名里借出八个名称，即“乾”、“坤”、“兑”、“离”、“震”、“巽”、“坎”、“艮”。并且有自己的符号，即是以三画为联体的符号。八卦又有自己固定的八种自然物象，即取象，为“天”、“地”、“泽”、“火”“雷”、“风”、“水”、“山”。同时也有卦学上的六十四卦象名称，如“乾为天，天风姤，天山遁，天地否……”。这均是《周易》一书后产生的卦学内容，目的是用来卜筮的，实与《周易》无关。而是到了《系辞》的作者们错误的说《周易》有占筮的功能。

    “大衍之数”却是八卦卜筮上的起卦方法，但不与《周易》相关联。把“大衍之数”按在《周易》头上，实属张冠李戴。本身在帛书时代《系辞》里还没有填进去“大衍之数”，这只不过是西汉人总结的是八卦占筮上的起卦方法，而添进到《系辞》里。《周易》一书既没有讲述占筮及占筮方法，而且还是反对占筮的，《周易》里体现的是无神论思想，《系辞》的作者们说《周易》有“占”，是错误认知所致。

    因《系辞》文章的出现，从理论上把《周易》说成有“占”，就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了。无论《系辞》对《周易》说了诸多的义理之说，都无法有“一占”而被冲消。这恰恰是《易传·系辞》把一部本是哲学之书的《周易》误读成占卜之书，由此造成后世跟着把《周易》误解为卜筮之书。

    《系辞》文对《周易》的理论化，是亦筮亦理的面目出现，分明是帝制时期的产物。到西汉加强中央集权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时，可想而知，帛书《易传》里的《要》文对《周易》一书理性的认识还能存在与保留到《易》经里么？而是决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这《系辞》即筮即理的说法，才能被帝国认可，而继承保留神道没教的政治用意而保留下来，以教化臣民。实际巫术占卜迷信不但不会从帝制里排除，反尔是甚嚣尘上，先秦百家争鸣的理性时代也一去不返了。

    而《易传》里那些其它文章本与帝国统治并无矛盾，并相得益彰。也正是战国后儒家建构王权思想的政治理论，以及天人同构的神秘思想。才能使帝国统治者认为一并保留在《易传》里，把《易传》（或叫“十翼”）一并上升为《易》经，被汉帝国奉为意识形态上的垄断地位。至于《周易》一书连孔子还没有来得及详细弄明白，只是从概论上说《周易》是义理之书，后来就被帝国的钳制文化政治而扼杀了（即帛书《易传》里的《要》文被埋葬，不传于世）。可想而知在后封建社会里再没有如孔子的那种理性的认识出现。这正是后封建时期不能有理性著作的出现，也不能把一部《周易》说清楚的时代所决定了。后封建社会里不需要理性，故才有后封建时期里的“易学”与《系辞》文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