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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忘,我是来义乌挣钱的 (第1/3页)
以前,我喜欢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现在,我喜欢张雨生的《大海》。 以前买60元一台的录音机放磁带听,现在在电脑上用酷狗听。 我的未来不会是梦一场,这是一个草根男儿的信念。我纠结的贫困过去已在大海的潮起潮落中远去。没有太多的人会在意我的过去和未来,他们只看我的现在,但我自己不能忘记过去的一幕一幕,哪怕是猥琐的、丢人现眼的,它们都时常揪着我的心。 张雨生走了,而我活着,活在过去与现在。我现在要再一次回到过去,回到1998年时义乌的佛堂镇,我在那里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一家工厂做杂工。所谓的杂工就是搬运工,将材料、半成品、成品在几个车间与仓库间来回搬运。工资一般,每月560元,但这达到了我的要求——550元的月工资。 总算是安顿下来了,我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好好利用我口袋中的32元钱度过两个月了。那时的义乌工厂都心照不宣地定了一个规矩:进厂押一个月工资。也就是说,我要等干满两个月后才能拿到工资。好在吃饭可以先领饭菜票然后在工资中扣。我后来注意到,不光是我,很多刚进厂的民工,身上都没有多少钱的,有的身无分文,全靠在同一个厂的老乡支持。而我孤身一人,没有老乡,一切只能靠自己。 我每用一元钱前都要细细算一下,这一元钱能不能不用或是少用,能省我都尽量省。但这样省还是不行,因为我每两天还得买包一元的香烟。 前面说过,我这辈子对烟的依赖性太大了,无可奈何。想来想去,我这些钱支持不了两个月,后来我就帮别人洗衣服,五毛钱一件;帮别人跑腿买香烟,五毛钱一次;帮别人去食堂打饭打水,也是五毛钱一次……只要能来钱,我啥都能替别人干。我一次次地收起尊严委屈自己,我要活得好好的,努力地寄钱回家,这比什么都重要。家才是我的全部。 那时我想,只要我离开了这个厂,离开了义乌,你们谁都不认识我。在这里,尊严远远不如人民币重要,二者我只能选其一,因为我是来义乌挣钱的,不是来争取人权的。 这个厂子里的人不算多,大概七八十号人,主要以河南人和四川人为多。各地来的人以“同乡”为群体,经常性与其他群体发生摩擦,动不动就出手打架。 现在有个词叫“低调”,那时的我不是低调,是根本不可能高调得起来。我的家乡就我一人在这家厂子里,我属于“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无依无靠那类。我遇事只能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就装。我只想平安工作,顺利拿工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顺利又安全地度过了五十多天。我没事就看书,满宿舍都是书,有的看。你一定好奇,民工宿舍哪来那么多书?确实有,只不过全是盗版的杂志、小报,比如《知音》、《婚姻与家庭》、《故事会》等等,合订本、单本都有。眼看就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说不开心那是假的。我日夜都在掰着手指算日期,能不开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公元1998年,我诸事不利,百般不顺,这是我后来总结的一句话。我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了,但还是有鸟屎从天上掉落在我的头上。 宿舍里经常有人赌博,玩一种叫“诈金花”的扑克牌(现在网上也有,比较刺激,很多年轻人爱玩)。我没钱,当然只是偶尔看看。 那晚,我回宿舍,看到我主管也在玩牌,于是我走到他身后叫了一声:“好牌!”其实我根本没看到牌,原本只是想拍下马屁,没想到我主管拿的是少有的三个k。 会玩“诈金花”的人都知道,这牌可不得了。其他几家也不知道是没牌跟,还是因为我主管下注太大了些,纷纷弃牌。事情就这么简单,谁知那位主管气量非常小,看自己一手好牌没人跟钱,气得不行,转过身来就恶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大嘴巴子,打得我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完之后,鸟主管还不解气,朝我骂道:“叫你多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