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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事业 (第2/6页)

方面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但从表面上看来我却进步不小。我绝不说出直接和别人意见相反的话,绝不断然肯定自己的意见,这是我给自己定的铁律。我甚至照搬“讲读俱乐部”的老办法来规制自己,不得使用诸如“肯定”、“毫无疑问”等等表示肯定的词。我使用的替代词汇是“我认为”、“按我的理解来看”、“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或者“我现在觉得”等等。当一个所说的东西我觉得是错误的时候,我并不粗暴地驳斥他的意见以得到驳斥的快感,我也不会立即指出他的陈述里面荒谬的东西。我会对他说,据考察,他的论点在一定情况和环境里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在目前条件下,好像似乎有点问题等等。我不久就发现改变说话方式带来的好处了。我和别人的谈话进行得更愉快了,我谦逊的谈话态度使得我的意见更容易获得他们的接受和更少的抵触。我讲错了话也不会引起什么羞辱,当我的意见碰巧正确的话,我就更加容易地让对方放弃了他们的错误而和我站在一起。

    这种方式,起初做起来觉得十分别扭,后来渐渐适应,渐渐习惯了,这或许是因为在过去的50年没有人听我说过一句武断的话吧。在我早年,我提出一个建立新制度的建议,或者修改旧制度都能获得大家的采纳,后来成为议员后在公众中也颇有影响,我想这主要应该归功于我谦逊的品质(抛开我诚实正直的品质来讲)因为我不是个雄辩演说家,选词造句总犹豫不决,在言语上很难表达我正确的思想,尽管如此,我的主张仍然得到人们的支持。

    其实在现实中,人类的自然情感没有一种比骄傲更难驯服的了,尽管我们欺骗它,与它斗争,把它打倒,闷死它,高兴的时候想怎么修理就怎么修理它,可是它却依然存在,还不时地冒出来炫耀炫耀,简直难断其根。比如,甚至像我这样自认为已经完全克服了骄傲的人也许由于我的谦卑而又骄傲起来。

    在1732年我第一次使用了理查德·桑得斯的名字出版了我的历书,一直持续了25年之久,一般叫做《穷理查德历书》。我设法使它既有趣又有用,因此它大受欢迎,使我从中获利不少,每年的销售量高达一万册。大多数人都在读这本书,在宾西法尼亚以及附近几个州几乎每几家中就有一本,因而我就认为这是在普通人民中间进行教育的一种恰当的工具,那时的人几乎就只买这本书。因此我把成语箴言印在历书中重要的日子空白处,这些箴言主要是关于勤俭致富而获得美德之类的,因为一个人要长期坚持诚实廉洁是比较困难的,在这里引用一句谚语来说吧:“一只空袋子是不容易站得笔直的。”

    这些谚语,来自各个民族、各个时代智慧的精华,我把它们收集起来写成一篇文章印在了1757年的历书的首页,作为一个明智的老人在参加一个拍卖活动时向公众所做的一篇长篇大论。将这些分散的箴言收集在一起相信能对人们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这篇文章受到了普遍的好评,几乎美洲的所有报纸都全篇转载它,在英国,人们用巨幅的纸张翻印它并把它张贴在家里以示警戒,在法国,它有两个译本,贵族和牧师们也大量购买并把它们免费赠送给贫苦的教区居民和佃户们。在宾西法尼亚,因为它反对把钱财浪费在外国奢侈品上,因而人们认为在它出版后的几年里市场上的货币的增长跟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我的报纸,我认为也是进行教育的一种手段,因此我常在报上转载《旁观者》或其他有关伦理道德的文章摘要。有时候我也发表一些我自己的短文,它们原先是为“密社”中讨论而撰写的。我的文章有一篇是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体写成的,旨在证明一个坏人不管他的资质和才能如何,如果道德品质低劣,他就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明达的人。另一篇论自制克己,指出在培养某种品德时,要直到该美德成为一种习惯,而且还不能受与它相反的嗜好干扰时才算成功。这些文章大约可以在1735年初的报上找到。

    在经营我的报纸过程中,我小心地避免登载一切诽谤性的和带有人身攻击意味的文章,这种诽谤和污蔑近年来已成为我们国家一种莫大的耻辱。当人们要求我刊登这一类的东西时,作者也总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有出版自由,报纸有如公共马车,任何人只要他愿意出钱都可以在上面占一个位子。我也不客气地回敬:假如他愿意,我可以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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