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第2/2页)

子，让我们随着他念。大概闫长福念的有点烦了，就对老师说，就上到这吧，下课吧。老师无奈的看看我们，见我们俩也没提出异议，只好无奈的点点头同意了。

    特殊时期前，我们是男女分班的。复课闹革命开始了，我们学校改成了男女合班。这时，来上课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闫长福更是天天去。因为他每次都要找我一起去，所以我也成了遵守纪律的“好”学生。我们当年的班主任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姓徐，教数学。复课闹革命开始了，他也开始恢复给我们上课。特殊时期前，我们的数学课只学过代数，恢复上课以后，他开始给我们讲几何。我的数学成绩过去就比较好，特殊时期期间在家里我有时也自己学习一些数学知识。

    记得有一次，那是徐老师第一次给我们讲几何。徐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条线，在线的两端分别标注上“A”和“B”，他告诉我们这叫线段“AB”。然后要求我们在黑板上画一条与它相等的线段，问谁能画。对于这种问题，我心里完全有把握作答，但我感觉这题目太简单，答这样的问题丝毫显示不出我的能力，就没有举手。我以为一定会有人作答的，但我想错了，全班男男女女二三十号人居然没有一个人举手作答。徐老师知道我的能力，就用眼睛朝我看。我故意转过脸向后边。（哦，我的座位很靠前。）教室里鸦雀无声，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偷偷的向着那些陌生的女生们看，女生们在干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那一次，搞得徐老师十分尴尬，如此简单的题，居然没有人会答。下乡后每每想起此事，感觉很对不起徐老师，当时我真应该站上讲台，勇敢的回答这道题，至少可以不致使徐老师这样下不来台。可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徐老师，连向他道歉的机会也没有了。

    “九大”召开的那一年，全国都在跳“忠字舞”，我们也没例外。新来的女生付琴是我们的“连长”（到处都仿照部队的建制）——相当于班长——每天都由她带领大家跳忠字舞。闫长福更是积极参加，一次也不落。每次都是他到我家里喊我，我也只好陪着他天天去学校。后来我才知道，闫长福已经暗恋上了那位女连长付琴。

    上山下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去向是内蒙古插队。第一批的是新巴尔虎旗，那里是农区。我在犹豫，去还是不去。闫长福千方百计的劝我不要去，说农区苦、农区穷等等。当时谁也不知道内蒙古是个什么样子，哪里稍微好一些，哪里更艰苦一些。好会好到哪里，不好又会坏到什么样子。禁不住他天天到我家去说，还千方百计的做我父母的工作，把我父母说的也拿不定主意了，我也只好决定不去那里了。

    第一批去新巴尔虎的报名结束了。很快，第二批去科右前旗的报名开始了。这一次是分农区和牧区。我还在犹豫去还是不去、去农区还是去牧区。忽然有一天，闫长福来找我，千方百计的劝我去牧区。他又在背后做了我父母的工作，使我的父母也不知应该如何是好。我不知这里的原因，只是觉得去哪里都一样，谁也不知哪里更好、哪里更苦，听天由命吧。这样我就答应了他。

    我的父母原本是不希望我下乡的，我从小学习就好，父母希望我能上高中、考大学。可残酷的事实是：我们这届的毕业生全部都要下乡。爸爸又希望我在近郊找一个地方，离家近，来去方便。可我的想法是随学校走，不脱离组织，将来政策有变化也许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待遇。至于会有什么好待遇，我也说不清楚。闫长福还是三天两头往我家跑，追问我退户口了吗？领棉被了吗？直到我办妥了所有的手续，他才放心的不再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个女连长付琴也报名去牧区。

    我和闫长福之间的渊源一直延续到来到沙仁台。在这里，我们的关系并不是非常近。我对他的了解让我对他很不以为然，他是那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却又总是自以为是的人。在我们一起抹房子的期间，我发现他还时常从供销社买一包红糖回来。当我问他时，他神秘的对我说：“我这是给付琴买的。她这几天来月经。知道吗，女的来月经喝红糖水最好了。”我不懂他说的这些女生的事。可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是给付琴买的，就在暗中观察他，但从没发现他吃过红糖。给我的感觉那些红糖似乎真的都给了付琴了。付琴收下了？难道他所说的一切是真的？真难使人相信。

    不管是真是假，他如此这样不止一次的买红糖，都是同样的理由，还同样的把这件事告诉我。但我从没有见到过付琴与他单独在一起。即使集体行动时，也不见付琴与他有什么单独的交往。

    虽然我们的年纪不大，但少数男女同学有的在学校时就好上了。下乡以后，就公开彼此交往，虽然并不回避别人，但也没有同居的。只是他与付琴？我怀疑……

    后来我明白了，他这是一种战术。他把与付琴好的声势造出来，其他的男生就不会考虑追求付琴了。那么，付琴在这个村的知青当中就只能选择他——闫长福了。其实这一切都是莫须有的。他在演戏，演给我看、演给其他男生女生看、演给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