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义和团的资料转载自铁血读书 作者沈弘 (第2/2页)

牌坊前。在辛丑条约的各项条款中，有一项条款要求清政府建造纪念碑来纪念两百多位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打死的西方人。④在被围困期间，6月20日早上10点，性格冲动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为了争取更多时间，坐着“苦力”抬着的轿子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边抽着雪茄烟，一边还在看书。他随身只带了翻译和仆人，并没有德国海军陆战队员随行保护。克林德拒绝承认他已成为义和团的目标这一事实，因为他曾在使馆区鞭打过一位义和团成员。①没走多远，他的后脑勺就被清兵击中。他的翻译也中了弹，但还是硬撑着回到使馆区。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德国人确认了杀害克林德的元凶是清军神机营队长恩海，并在克林德被杀的现场将恩海斩首示众。恩海宣称，他只不过是在执行上级命令而已。②弗罗斯特在信中还记录了这次围攻造成的其他破坏。他谈到“北京市内和周边的许多寺庙和建筑物的这种颓败状态都是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所引起的”。（00342）在代表团参观紫禁城时，弗罗斯特同样注意到许多建筑物刚刚被修缮过，因为1900年一场大火将这些建筑物都烧毁了。（00346）

    外国使馆区是一个只有85英亩面积的狭小区域，在这儿居住了来自11个国家的代表，还聚集了前来避难的900多个欧洲人，其中包括158个妇女和小孩，另外还有3000多中国基督徒。在使馆区外面的西什库天主教堂，还有数千中国天主教徒在那儿寻求庇护。③在围攻期间，由于欧洲人囤积食物，中国基督徒们遭受了最残酷的磨难。正如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斯·布特所说：“在围困快结束的时候，忍饥挨饿的中国信徒们不得不开始吃树皮和树叶，而欧洲人却还在随意享用香槟。”④

    在围攻的最后几天里，只有408个外国士兵和125个男性志愿兵用相当少的武器保卫外国使馆区，而他们面对的是数千名围攻的清军官兵和义和团成员。围攻者改用火为武器，想把抵抗者用烟熏出来。他们放火烧了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奥地利和荷兰的使馆。在6月23日，他们还放火烧了翰林院，里面保存着重要的古代儒家典籍。那些想要挽救这些珍贵作品的中国人都心有余而力不足。许多历史学家曾经推测过中国人为何不能瓮中捉鳖，驱逐英国公使馆内外国人的原因。以下两点说明中方最终的失败：（1）与义和团成员相比较，为慈禧太后效命的满清官吏不乐意杀害外国人，因此他们没有积极参与对北京使馆的围攻；（2）中国人没有使用最先进的克虏伯大炮，这种大炮能在短时间内摧毁使馆区。①布特描述说：“攻方阵营内出现的矛盾意向给这次围攻带来一种夸张、不真实的感觉，很像是一场京剧表演。但如果说中国士兵只是在同英国公使馆内的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那么这场游戏对所有牵涉其中的人来说都无疑是危险的。”②

    当身处北京的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苦不堪言的时候，华北农村的中国基督徒们遭遇了更残酷的命运，因为在那儿义和团屠杀了200多人。6月4日，在北京附近的直隶，许多中国基督徒家庭的成员们被活生生烧死。布特用令人震惊的笔调写道：“当一个年轻女子从大火中逃出来时，义和团用一把剑剖开了她的腹部。人们能听到她的皮肤从骨骼上剥离的声音。另一些义和团成员抓住她的腿和胳膊，再次将她抛进火中。”①尽管有些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为了他们的信仰和对中国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付出了生命或家产，但是通过创办学校和大学，他们为中国的教育普及提供了文化诱因，而且他们促进了医疗卫生和女权事业的发展。在19世纪90年代，有500多个基督教传教士招收了将近17000学生进入他们所创办的教会学校。②

    1890到1905年间，在中国的传教士人数增加了一倍。③罗斯福总统及其后的塔夫脱和威尔逊都意识到传教士们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会潜在地限制日本在中国的势力。④当民族主义改革者同传教士合作的时候，基督教传教士最持久的影响力就表现在成年妇女和小女孩的教育上。他们通过教育和在时事通讯上发表配有插图的文章，帮助中国废除女子缠足的习俗。⑤1904年，慈禧太后发布一纸诏书反对女子缠足。正如简·亨特在她的书《文雅的福音》（TheGospelofGentility，1984）中所表示的：“传教士在推动中国妇女的早期教育方面有卓越的表现，这一点是支持传教事业的朋友们提出的要求，即便是批评者也是认可的。”⑥

    弗朗西斯·W.弗罗斯特对庚子事变和其结果作了许多评论，这些评论都散布在他写的信中。他记录道，人们想到要对使馆区周边的很多建筑作一些预防措施，从而避免再次受到冲击。（00337）他还注意到，许多极其贵重的珍宝在庚子事变期间被八国联军“洗劫一空”。（00341）他认为北京城内和周边地区的寺庙和建筑物之所以被毁，是由于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00342）他在描写参观俗称紫禁城里的冬宫情况时，讲到有许多建筑物是全新的，因为1900年的那场大火烧毁了这座宫殿周边的大部分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