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原版序 (第2/2页)

的价值可以同时并存，最终也不相互调和。这部小说以太多不同的话语诱惑我们，使得我们很难只采取一种道德判断的观点。只有迂腐的道学先生，在读到书中一些最精彩的性爱描写时，才会感到纯粹合乎道德的厌恶。在一个更深刻的层次，小说对人物的刻画是如此细致入微，使读者往往情不自禁地产生单纯的道德判断所无法容纳的同情。

    秋水常常强调说，《金瓶梅》里面的人物是“成年人”，和《红楼梦》的世界十分不同：在红楼世界里，“好”的角色都还不是成人，而成年不是意味着腐败堕落，就是意味着像元春那样近乎非人和超人的权力。《红楼梦》尽管有很多半好半坏、明暗相间的人物，但是它自有一个清楚的道德秩序，把毫不含糊的善良与毫不含糊的邪恶一分为二。也许因为《金瓶梅》里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的善良或天真的，作者要求我们理解和欣赏一个处在某个特定时刻的人，即使在我们批评的时候，也能够感到同情。《金瓶梅》所给予我们的，是《红楼梦》所拒绝给予我们的宽容的人性。如果读者偏爱《红楼梦》，那么也许是出于对纯洁的无情的追求，而这种对纯洁干净的欲望最终是缺乏慈悲的。服饰华美的贾宝玉尽可以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斗篷，潇洒地告别人世间；但是我们也尽可以在一百二十回之外多想象几回——也许会有一位高僧嘱咐宝玉回首往事，让他看清楚：他的永远和女孩子们相关的敏感对于任何度过了少年期的人都缺乏真正的同情。

    把《金瓶梅》称为一部宗教文本听起来大概有些奇怪。不过，绣像本《金瓶梅》的确是一部具有宗教精神的著作。与《红楼梦》无情的自信相比，《金瓶梅》永远地诱惑着我们，却又永远地失败着。我们既置身于这个世界，又感到十分疏远，直到最后我们能够在不赞成的同时原谅和宽容。我们可以痛快地原谅，正因为我们变成了同谋，被充满乐趣的前景和小小的、聪明的胜利所引诱着。

    我们可以把《金瓶梅》视为这样的一部书：它是对于所有使得一个文化感到不安的因素所作的解读。我们可以把《红楼梦》视为这样的一部书：它是对于《金瓶梅》的重写，用可以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解决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西门庆和贾宝玉，到底相距有多远？

    “不肖子”的寓言总是在这儿的：我们往往倾向于原谅一个大罪人，而不肯原谅一个小罪人。这里有一个缘故。我们和西门庆、潘金莲，比起和贾宝玉、林黛玉，其实离得更近——如果不是在行为上，那么就是在心理上。绣像本《金瓶梅》给我们这些有缺陷的凡夫俗子提供了深通世情的宽容。但这样的慈悲是不够的：它必须被那些几乎毫无瑕疵的、只在少年时代才可信的角色所代替，于是，在《金瓶梅》之后，我们有了《红楼梦》。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