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求索社会真谛 (第7/8页)

思维方式的进步。

    第三、促成了文言文向白话文转换，旧文学向新文学的转换。文言文显然已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因为它难已准确表述，而旧文学不适合新形式下文学世俗化之要求。

    第四、促进了教育的改革。教育经历新文化运动之后，无论从教育的形式还是内容都有巨大改变。其明显改变是自然科学占据比重增大及儒学内容大为减少，它有利于智能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发展。

    无庸讳言，新文化运动仍有许多不足，而它的最大不足在于其不彻底性，即作为文化复兴运动，它的深度与广度均不够，还未达到现代社会之要求。新文化运动并未完成文化上的破旧立新任务。它虽然破坏了传统文化，但并未使它所倡导的启蒙精神在社会中、在文化中扎根。事实上，中国当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存在培育启蒙精神的土壤，难以培植起启蒙精神。相应的，在外患与内乱并存的动荡局势下，科学与民主的呼声不仅显得苍白无力，而且显得“不合适宜”。因此，当列强进逼之时，反帝与救亡的呼声就淹没了启蒙的旋律。因此，启蒙作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部分是历史上尚未完成的课题，它应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大环境下尽快完成这一课题。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讲，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危机和其倡导的文化启蒙，实质上提出了中国思想文化现代问题。

    从文化、教育、民主、科学三方面考察新文化运动的不彻底性，则更能说明问题。从广义的文化角度讲，这一期间，文学上虽有《焚剑记》、《春梦留痕》、《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战地莺花录》等到力作，但缺乏《十日谈》、《庞大固埃》（〈法〉拉伯雷著）、《乌托邦》（〈英〉托马斯?莫尔著）、《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世界级名著，且缺乏人主义思想；政治、虽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思想家，但缺乏像《君主论》（〈意〉马基雅弗利著）、《新工具》（〈英〉培根著）、《论法的精神》（〈法〉孟德斯鸠著）等到系统的、深刻的政治著作；艺术方面亦缺乏名作和大家……人民主角度讲，新文化教育运动或许促进了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和形成和以后的政治架构，但包括启蒙者本人在内的绝大部分中国人并未对民主产生正确认识。即便是孙中山也“自己以救世主的姿态对待人民”认为“中国人民长期处于专制之下，有很深的奴性，只有通过训政才能逐步培养起人民的自主意识。”⒃许多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者未意识到“民主的”关键在于公民必须是“民主主义者”，以他们能够完全自由地支持和发挥其政治功能为前提。⒄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思想和意识中的民主了。最典型的事例是，在距当时政治中心的北平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野山坡的地主，其居民在民国十八年后才知道有民国，更不知民主为何物。⒅就是今天，多数中国人其实还难已理解民主的实质。

    科学在中国当时大多还只是理论上的在教育中可以学习的知识，这状况比清朝确实是不小的进步，但比起西方来，就差得太远了。

    （四）文化复兴，民族复兴的前提

    诚如前所述，新文化运动的终结只是它作为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终止，但作为文化复兴而言，思想启蒙，民主、科学等各方面仍在继续。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变的转型期，而要实现社会转型，离开相应的现代文化那将是不可想象的。社会的发展（其中包括政治、经济等）的根本的内在动力是文化，因为文化不仅对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智力支持，而且它是维系社会团结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础。

    文化复兴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如何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它必须会遇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即如何借鉴西文文化？西文文化能否在中国生根，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如何处理古今文化。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实质是如何对待原生态文化，使其更加适应现代化的问题。

    第三、如何处理世俗文化与价值文化的问题。世俗文化指能给人带来现实功能的文化，如技能性文化，实用性文化、娱乐性文化等；而价值文化则主要指能反映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的文化形式，如基础科学、人文学说、伦理道德、高雅音乐等。⒆

    对第一个问题来说，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中国文化长期落后于西方，当充分吸收其营养，而不应当一味带着排斥心态。特别是西方分析性思维方式应当充分认识，然后改造中国综合性思维方式，使二者有机结合，西方众多的哲学家思想，特别是现代思想必有其可取之处。我们应当予以充分的关注及吸收，而中国儒学已远隔两千多年，一味抱残守缺排斥新思想的态度并不可取，我们应以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马克思、黑格尔、萨特、卢梭等人的思想为主，兼以吸收儒学或其它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内核；西方民主思想我们应给予更多关注，因为我们正面临这个尚未完成的课题。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时，我们应据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