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 我们终将浑然难分，像水溶于水中 (第3/6页)

心智是明白的——疗养院的服务项目里有洗衣服，但是他不要，他自己洗。吃完饭，病人的碗都是医院的人洗完了消毒，他总洗得干干净净才送去。采访的时候，我给他一瓶水，他小心地把一半倒进瓷缸子，把剩下一半递给我，让我喝。

    我想跟他在纸上谈谈，可他只会写“毛主席”三个字了。

    没有办法。我只能蹲在他面前，看着他。他的脸又小又皱，牙掉得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

    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让我摸他的膝盖，中间是空的。

    我再摸另一个，空的。

    我吃惊地看着他。

    旁边的人说，这是当年被挖掉了。

    二十八年，他都在这个牢房里头，没有出来过，没有放风，没有书报，大便小便也在里面，他被认为是精神病，但档案里没有鉴定记录，我采访看守所所长，他说：“都说他是神经病，再说他也不喊。”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能关押，所长说：“他已经没有家人了，清理不出去。”村子里，他七十多岁的哥哥还在世，只是谢洪武当年是“管制对象”，哥哥不敢过问他的下落，认为他早死了，年年清明在村头烧把纸。

    我问所长：“他在你这儿已经关了二十多年，只有一张拘留证，你不关心吗？这个人为什么被关，为什么没放出去？”

    “如果关心他早就放回家了。”

    “为什么不关心他呢？”

    “我说了，没有那个精力，不问那个事，也是多年的事，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怎么说，好像合法一样。以前几个所长都把他放在疯人室里，我上来还照样。我又管这么一摊子，管他们有吃有喝，不冻死、饿死。早没有想，如果想了早就处理了，有那么高境界，我们早就先进了。”

    黄昏采访完夕阳正好，谢洪武和其他的老人，都按疗养院规定在草坪上休息，工作人员拉来一批椅子，让老人们整齐地背对满天红霞坐成一排，谢洪武弯在藤椅里直视前方，看上去无动于衷，没有意愿。但我还是忍不住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把他们的椅子转一下，换成另一个方向？”

    他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换了。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记者，有公务员，都沉默不语。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有人半开玩笑半挤兑，说：“你们这么拍黄赌毒，再下去的话就该拍同性恋了。”

    我说：“确实是要拍他们了。”

    他愣一下说：“这节目我看都不要看，恶心。”

    旁边有人听到了，脱口说：“你要去采访同性恋患者？”

    有朋友说，他喜欢《费城故事》里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他可以那么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开掉。”他看了看我：“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

    我问：“你理解他们吗？”

    “怎么不理解？”他说，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他从此再不理这人。“就是觉得恶心。”

    “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可能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同性恋者就这样隐身在这个国家之中，将近三千万人，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在央视出现过。

    “我可以对别人说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不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二十一岁的大玮说，“在感染艾滋的人里头，有血液传播的，吸毒的，还有嫖娼的，同性恋是最底层的，最被人瞧不起。”

    “医生问起，你就说是找了小姐。”张北川教授对已感染艾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恋者说。他担心会有麻烦。

    他是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最有成绩的学者。

    他的话不多虑。

    我在青岛见到一个男孩子，他说他有过两百多个性伴侣，患性病后从外地来治疗，当地医院的医生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后拒绝医治。医生说，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给你治：“你不嫌丢人啊，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将来怎么办？”

    他在医生面前跪下了。

    没有用。

    一个母亲带着刚刚二十岁的孩子来找张北川，她的孩子是同性恋者，那个母亲说：“早知这样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