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自由与税收及国库收入多少的关系 (第2/5页)

征收。

    在采用按人征收税收时，则不能准确地按照财产比例征收，那样做是不公平的。雅典公民有四个等级[585]。如果一个公民包括固体或液体在内的财产收入达到五百计量单位，那么他就要缴纳一塔伦杜姆；如果他的财产收入达到三百计量单位，就要缴纳半塔伦杜姆；如果收入达到两百计量单位，他就要缴纳六分之一塔伦杜姆，也就是十米那。如果某个公民属于第四等级，那么他就可以免缴税收。这种税额与财产不成比例，不过却与需要成比例，非常公平，尽管它不是按比例征收的。在人们看来，所有人需要的财产都是一样的，只拥有必需财物不应该缴税。如果拥有有用财物，则应该对这些有用财物缴税，不过所缴税收的税率要比多余财物所缴税的税率低。要想抑制多余财物，就应该采用高税率征税。

    按土地的等级造册后则可以征收土地税，不过却有两个比较难办的事情：一是掌握土地的等级差别；二是找一个不会有意破坏土地等级的人。换句话来说，就是存在人与物两种不公正的现象。总的来说，只要不征收过分的税收，百姓拥有比较丰富的必需品，那也就没人去计较这少许的不公正了。但是假如征收的税收极为过分，百姓手中的必需品仅仅能填饱肚子，那么，就必然产生特别严重的后果，哪怕比例失调极为细微。

    如果有极少数的公民不缴纳税收，公众的福利会因为他们的富有而增加，就并不会产生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有极少数的公民缴纳过分的税收，公众就会受到他们的败落的危害。假如国家的财富与个人财富保持着适宜的比例，那么，国家的财富会迅速随个人的富有而增多。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时机决定的。先让百姓处于贫穷状态，以促使国家的富有吗？或者是在促进国家的富裕之前，先等臣民们富起来？应该让国家先得到利益还是后得到利益？国家是想从富有开始还是想以富足结束？

    由于国家没有正式要求人民缴纳商品税，所以人民最不易察觉到这种税。即使缴纳了这种税，人民也不会意识到，因为对这种税的安排相当高明。让销售商品的缴纳商品税是此税征收的关键。其实，商品的价格里已经包含了税金，缴纳商品税的实际上是购买商品的人，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而已，销售商品的人并没有纳税，销售商品的人很清楚这一点。销售奴隶的时候要纳税，听人说，尼罗把这个税的二十五分之一给取消了[586]，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命令让销售奴隶的人纳税，不再让购买奴隶的人纳税了。这种税其实一直存在，虽然从表面上看，它好像被这条规定取消了。

    在欧洲，对酒类征收严重的税收的国家有两个，一个国家向每一个酒类的消费者征税，根本不予区分，另一个国家则只对制造酒类的人征税。在前一个国家里，人民认为酒税是一种苛刻的捐税，被逼着缴税，颇感无奈。更甚的是，总是时不时地搜查公民的住宅，以便让他们缴纳这种税，这样一来，就严重地侵犯了自由。在后一个国家中，不缴纳税收，公民都觉得很自由，没有人觉察到征收这沉重的酒税。

    由于制定征收酒税的人没有找到最好的行政管理手段，所以他们非常可怜。

    第八节怎样让错觉保持下去

    商品和税金必须保持某种关系，才能让纳税人分不清哪些是税金、哪些是商品的价钱，所以就不能对那价值较低的商品征收太高的税收。在一些地方，征收的商品税居然是商品价值的十七倍，君主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消除臣民的错觉，这样他们就不会知道自己受到的统治有多么不合理，也不会知道自己正遭受着多么严苛的奴役。

    而且，假如税额与商品的价值远远脱节，那么商品只能由君主自己销售了，除了君主这里，民众根本没有地方可以买到商品。这种做法肯定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如此一来，出售商品的人为了获得暴利就会偷税，从理性上讲，没收商品是与情理最契合的处罚方式，但是这样也无法阻止他们偷税，何况这种商品往往是那种价值很低的商品。所以就必须加重处罚才行，其严重程度几乎与对极重大罪的惩罚一样。如此一来，有些人并不是坏蛋，却被当成坏蛋惩罚了，因为所有量刑比例都消失了。这才是世界上跟宽和政府精神最背离的事情。

    我想补充一句，人民从包税人手上漏税的机会越多，人民越穷，而包税人则越来越富有。必须采用非常手段压制包税人，才能阻止偷税漏税，不过要是这样做，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第九节一种相当低劣的税

    在这里我顺带提一下，在一些国家中，对民事契约的各种条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