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一章 剿烟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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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事更难！中国走私犯大都是沿海各地的帮会成员，有青帮的、有三合会的，更多的是天地会。他们付过定金，凭着票据，就可以到海上提货，将鸦片装到武装快船上，即俗称的“快鞋”、“快蟹”、“扒龙”，船挂三张帆，左右有五十支桨，船员一百人，船侧张着铁丝网，以防御炮火，可载货数百石，据说“来往如飞”，官府的兵船根本追赶不上，转而运到广东、福建、台湾以及长江沿岸。

    打不过带撵不上，于是鸦片贸易，也就屡禁不绝。

    但比这技术水平更要命的毛病，却是大清的吏治。

    水师不给力，抓不住走私船，其实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执法人员想不想抓。

    自从乾隆年间起，大清朝的腐败，几乎也是加速度。鸦片贸易上也不能免俗，一箱鸦片送进来，从水师士兵到地方官，不同级别的大清官吏，能拿多少好处费，早已成了潜规则，甚至还有明码标价。高档鸦片分多少钱，低档鸦片分多少钱，全是数字化管理。

    发展到道光年间，这规则更加透明化，就以广东水师来说，每个月都要派人去趸船上检查，每一箱鸦片起家五块银元好处费，碰到大力禁烟的年月，好处费也飙升，最高曾到十块银元一箱。禁烟这事，不但鸦片贩子盼，这些贪官污吏也盼。

    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虽说每运进一次，都要被宰一顿，而且越到禁烟的风口上，被宰的越多，但大多数英国鸦片贩子，还是盼着清政府禁烟，因为一禁，就是商机。

    每次禁烟后，鸦片需求量激增，鸦片价格就水涨船高。像道光之前俩次禁烟，禁完后鸦片价格都高涨三四倍，先前亏多少钱，都能赚回来。

    而且更荒唐的是，由于禁烟期间，各地都要上缴鸦片，交不上就追责，好些官员禁烟没本事，又要完成任务，只能吐血咬牙买来鸦片凑数，只求糊弄过去，着实让鸦片贩子们发了不少横财。

    每次失败的禁烟，都好似一面镜子，折射的不止是几个官员的问题，而是满清王朝从政治到军事，各种综合毛病。

    被这些综合毛病惹出来的鸦片问题，病也越演越烈。不但道光皇帝着急，好些有识之士也忧心忡忡。

    许多有识之士为此痛心疾首。清代思想家魏源说“鸦片流毒为中国三千年史未有之祸”，林则徐大声疾呼：“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

    他们的呼吁，当然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大量鸦片的输入，不但给民众在肉体和精神上带来巨大的损害，还使得中国数以千万计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到国外。

    近些年给鸦片战争洗地的主流理论之一，就是英国向中国走私鸦片为正常贸易，因为当时没有禁止鸦片的法律。

    实际上，清朝从雍正时就开始禁烟了。1729年，雍正颁布《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如下：“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可以说，世界上第一个禁毒条例是雍正颁发的。

    其实清代朝廷对禁烟的争吵，主要在刑法程度上，随着鸦片泛滥，一些类似今天“小偷判死刑”这类思想开始流传。不过古代官员也不都是二货，有些人也通法理，知道滥用重典往往得不偿失，就压制下来。

    当然，禁烟的事情，算是一说再说，可惜满清腐败情况大家也知道……所以走私泛滥……顺便，禁烟更有利于腐败官员从中获利，所以腐败官员更支持禁烟……

    鸦片给当时清朝造成的问题是钱的问题，对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来说，产出这是勉强够用的。

    地主家都没有余粮，整个社会更是挣扎在生存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