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线的列车上 (第2/3页)

感觉。尽管白瓷砖贴在农家房舍的外墙体上是那么的不伦不类，然而一想到有西部的农家肯于花那一份钱，还是不禁有些感动。西部农民希望过上好日子的那种世代不泯的追求，像杨白劳给喜儿买了并亲手扎在女儿辫子上的红头绳——父女俩自是喜悦着；看到那情形的人，倘对人世间的贫富差距还保留着点儿忧患，则难免让人心生愀然……

    从西部返回时，我登上了一次特别的列车。因为还要乘飞机到广州去，故我得在咸阳下车，再去机场。

    我持的是一张无座号的票，原以为注定是得在列车上站五六个小时了，却幸运得很，偏巧登上了一节空着几排座位的车厢。刚刚落座，列车已经开动。定睛扫视，发现自己置身在民工中间。手往小桌板上一放，觉得黏。细看，遍布油污，分明很久没被人擦过了。于是顾惜起衣袖来，往起抬胳膊时，衣袖和桌板，业已由于油污，难舍难分了。于是进而顾惜衣服和裤子，往起站时，衣服和裤子也不那么情愿与座椅分开了，那座椅也显然早该有人擦擦却很久没被人擦过了。好在布袋里有些纸的，于是取出来细细地擦。这时我注意到对面有好奇的目光在默默打量我，便有几分不自然了——一个人和某些跟自己有些不一样的人置身同一环境，他对那环境的敏感，是会令某些人大不以为然的。这一点，我这个写小说的人是心中有数的。当年我是连队生产一线的知青时，甚至以同样冷的目光，默默地打量过陪着首长对连队进行视察的团部或师部的机关知青。那一种冷的目光中，具有知青与知青之间的嫌恶意味。何况，在那一节车厢里，我和我周围的人们的关系，连大命运相同的知青们之间的关系都不是。我将一堆乌黑的纸团用手绢兜着，走过车厢扔入垃圾桶，回来垂着目光又坐下了。原来这一节车厢的绝大部分座位也都有人坐着，只我坐的那地方空着两三排座位而已。座位、桌板、窗子、地面、四壁、厕所、洗漱池——那列车的一切都肮脏极了。

    我将手绢铺在桌板上，取出一册杂志来看。偶一抬头，见一个站在过道里的中等身材的青年还在打量我。他脸颊消瘦，十一月份了穿得还那么少。一件t恤衫，外加一件摊上买的迷彩服而已。t恤衫的领子和迷彩服的领子，都已被汗渍镶上了黑边。我并没太在意他对我的打量，垂下目光接着看手中的杂志。倏忽我抬起头来，冲那年轻的民工微微一笑。因为我觉得他的目光并不多么冷。我想，我对一个看我时目光并不多么冷的人，理应做出友好的反应——尤其在这一节车厢里，尤其我以显然的另类存在于某些同类之间的时候。是的，他们当然是我的同类，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而且，还是我的同胞。而我对于他们，却分明地是一个另类。我所体会的中国，那是一个概念，一个与从前的中国不能同日而语的概念；他们所体会的中国，乃是另一个概念，一个与从前的中国没什么两样的概念。

    我笑后，那年轻的民工也微微一笑。果然，他的眼睛深处，非但不怎么冷，竟还有几分柔情。倘他好好洗个澡，再穿上我的一身衣服，再将他蓬乱的头发剪剪、吹吹，那么，我敢肯定他是一个帅小伙子。尽管我的一身衣服实在是一身普通得很的衣服。

    他说：“你坐过来吧。”

    我回头看，身后无人，断定了他是在跟我说话。我犹豫。

    “你还是坐过来吧！列车从新疆开入甘肃的时候，有一个人喝醉了酒，把那几排座位吐得哪儿都是……”他始终微微地笑着，目光也始终望着我。

    我早已嗅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儿，只是不清楚发自何处罢了。他既给了我个明白，我当然不愿继续在那儿坐下去了。我起身向他走过去。他用手指着我说：“你的手绢！”而我说：“不要了。”

    我本打算像他一样站在过道里，但是他请我坐在他的座位上。他说他一路从新疆坐过来；他说他腿都坐肿了，宁肯多站会儿。那儿的人们都在打扑克，没谁注意我们。他又说：“我知道你是谁。我上初中的时候作文挺好的，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那时候我以为我将来也能……”

    我小声请求说：“那就当你不知道我是谁，好吗？”

    他点了点头，又问：“你看的是什么杂志？”

    我说：“《读者》。”

    我看《读者》历来被不少知识分子耻笑。他们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应看《读者》这么“低”层次的刊物的。但我以我的眼，在中国知识分子们认为是“高”层次的刊物上，越来越看不到对另一半中国的感受了。那另一半，才是中国的大半！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