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赋》和赋中那明眸善睐的传奇女子 (第3/7页)

，其实是一个伪装了的虚拟语态。不是“就算我的奏章没被采用，也好歹能让别人知道我的心意”，而是“如果我的奏章未被采用，那么别人可就会知道我的心意了。”

    在这封信里，曹植用“绝缨”这个典故来提醒曹睿：我和你mama甄宓之间发生过类似“绝缨”的事情。对照接下来那两句语带威胁的口吻，所谓“绝缨”事件恐怕不是什么儿女私情，而是不能宣诸于口的极秘之事，这件事不仅牵扯到曹丕、曹彰之死，而且还是曹植这么多年来的保命符。

    所以曹植才在最后来向曹睿开出条件：如果“言之未用”那么我可就要“使后之君子知吾意者”。

    曹植不愧是一代文豪，这封信是一个相当有技巧性的隐晦暗示。在其他任何人眼中，它不过是篇言辞恳切辞藻雅驯的文章，惟独曹睿才能读中其中的微言大义。

    而曹睿是如何回答的呢？他的回信没有记录，不过曹睿很快就下诏，把曹植从雍丘徙封到了东阿。用曹植自己著作里的描述，雍丘是“下湿少桑”，而东阿则是“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可见这一次的徙封，是破格优待。

    面对一位藩王的威胁，皇帝非但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下诏优容待之，这在曹魏时代简直不可想象。如果曹睿不是心胸宽广的圣人，那只能说明他是心虚了。这样一来，也能够解释为何曹植写成《感甄赋》之后，曹丕明知其情，却毫无反应。他是不敢反应，因为他和自己儿子一样心虚。

    曹植一提甄宓的名字，这两位帝王就讳莫如深。可见曹植和甄宓之间，绝非毫无交集，这个交集，就是奏章里所谓“绝缨”之事。

    05

    史书上没有曹植和甄宓接触的记录，不过却可以通过两人的履历来加以印证。

    建安二十一年年底，曹cao东征孙权，当时随他去的有卞夫人、曹丕，还有甄后的两个孩子曹睿与东乡公主。甄后却因为生病，留在了邺城。而同时留在邺城的，还有曹植。

    本来这也没什么，你住你住的太子府，我住我的藩王邸，两不相涉。可曹植却并非优哉游哉地过日子。在建安二十年，曹cao在出征救援合肥时，对曹植说：“我当年作顿邱令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回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现在无愧于心。你今年也二十三了，可要自己加油啊。”（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曹cao二十三岁做了什么事情呢？史无明载，不过他在当顿丘令之前是洛阳北部尉，“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馀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想来在顿丘做的事也差不多。

    可见当曹cao出征的时候，他希望曹植能够坐镇邺城，维护大后方的稳定，所以拿自己在顿丘令任上的所作所为做例子，勉励曹植拿出狠劲来，该出手时就出手。

    简单来说，曹植在此时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内务部或者安全局的最高领导，在曹cao和曹丕远征期间确保大后方许都、邺等几个重镇的安全。

    而这时候甄宓在做什么呢？《魏略》记下了这样一件小事：曹cao在这一次东征时，不光带着自己老婆卞夫人，还带走了甄宓的一儿一女。曹cao三月份回邺城，而曹军主力一直到次年的九月才回来。卞夫人回来以后看到甄宓光彩照人，就很奇怪，问她说你跟你儿女离别这么久，应该很挂念才对啊，怎么反而容光焕发更胜从前呢？甄宓回答说：“有您照顾他们，我还担忧什么呢？”（自随夫人，我当何忧！）

    这个心态是很可疑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随军出征，就算是有可靠的人照顾，当母亲的最多是“不担心”罢了。可史书上描述此时甄宓的状态，用的词是“颜色更盛。”

    注意这个“更”字，说明甄宓的面色，比与儿女离别时更加光彩照人。换句话说，自从建安二十一年她公公婆婆丈夫儿女离开以后，甄宓非但毫不担忧，反而一直很高兴。

    人逢喜事精神爽，人的心理状态会如实地反映在生理状况上。本该“不担心”的甄宓，却变得“很高兴”，说明甄宓高兴的，并不是儿女出征一事。那么她到底在高兴些什么呢？

    在这之前，曾经有一次卞夫人随军出征得了小病，甄宓听说后彻夜哭泣，别人告诉她只是小病已经痊愈了，甄宓继续哭，不相信，说这是卞夫人安慰自己。一直到卞夫人返回邺城，甄宓望着她的座位哇哇大哭，说这回我可放心了，把卞夫人感动坏了，连连称赞她是孝妇。

    这两件事都是相当高明的马屁，高明到有些rou麻和做作，很有些王莽式的谦恭。就连裴松之都质疑说：“甄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

    因此这些行为说明不了甄宓是孝妇，只能证明她有智慧，工于心计。她越是处心积虑地讨好卞夫人，越证明她是在掩饰些什么，图谋些什么。

    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发动叛乱，杀死了长史王必，最后被严匡平定。这起叛乱规模不大，影响却不小。它发生在刘备与曹cao在汉中大战之时，关乎曹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这已经不能用警卫疏失来解释。

    这种叛乱，必然是经过了长期酝酿、筹备和组织。所以它们爆发在建安二十三年初，策划却应该是在更早时候的建安二十二年。

    恰好在二十一年底到二十二年这段时间，邺城的太子妃正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即将完成而变得特别高兴。这两者之间，很难说没有什么因果联系。

    这等规模的叛乱发生在肘腋之间而官府全无觉察，内务安全的最高负责人曹植难辞其咎。

    曹植虽然贪杯，却并非庸碌之徒，手底下还有杨修、丁仪、丁廙兄弟这样的干才，为什么还是让这起叛乱发生了？

    回想起曹植在给曹睿的奏章里说的“绝缨”事件，这个事件恰好可以把这一切疑问都串起来。

    甄宓很清楚曹植对自己的感情，并且敏锐地觉察到这种感情是可以利用的——还有什么比控制安全事务最高负责人更有效的叛乱策谋呢？

    当时的邺城，曹cao卞夫人曹丕都不在，为甄宓提供了绝好的环境。她只需要略施手段，曹植这个多情种子就会不顾一切地钻入彀中。于是“绝缨”事件发生了，谁绝谁的缨，这很难讲，我们也无从揣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看到的只是结果。结果就是曹植玩忽职守，邺城与许都的治安变得漏洞百出。让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