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古人幸福 (第2/2页)



    （73岁）1197年陆游后妻王氏病故。

    （75岁）1199年写下了“沈园怀旧”诗：其一：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帐然。其二：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疑是惊鸿照影来。

    （76岁）1200年赋“梦游沈园”诗：其一：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其二：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沉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82岁）1206年作《夜闻姑恶》，诗云：学道当于万事轻，可怜力浅未忘情。孤愁忽起不可耐，风雨溪头姑恶声。可能暗示其母逼他出妻之事。

    （84岁）1208年再到沈园，写下了”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这正是陆游对唐琬最深的怀念。

    （85岁）1209年写下《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86岁）1210年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在山阴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放翁作古，一生难以施展怀抱，他的千年长叹还在我的耳边。可惜他机遇不好，所处的时代不妙，所以他不如我。

    猛然又想到了苏轼：

    苏轼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苏轼也以为不够恰当。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

    苏轼对朝云的回答，大笑认可，是因为他的确“不合时宜”。他先是上书批评王安石推行新法引起的种种弊端，建议神宗赵顼不要“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又在开封府进士考试时，出试题影射王安石怂恿神宗赵顼独断专任，败坏国事，结果触怒王安石，被诬告借父亲去世，扶丧归川时贩运私盐，接连遭到“变法派”的打击排挤，于熙宁四年（1071年）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副州长）。以后十多年里，苏轼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等地任职，且不断受人诬告陷害，以致在湖州任上被捕入狱，险些被杀。直到1085年，神宗赵顼死后，才得以回京任职。

    苏轼外任十多年，吃尽了“变法派”的苦头，但是，当司马光决定废除新法时，他又唱起反调，说“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新法与旧法各有利弊，且推行多年，即使要废除新法，也需循序渐进，不可骤然废之。司马光拒不采纳他的建议，苏轼又在政事堂议政时陈述自己的看法。苏轼的不合作态度，令司马光非常气愤。

    苏轼的“不合时宜”，使他既不被“变法派”所容，也不见容于“保守派”，后半生不断受到打击迫害，历尽磨难。然而，这种“不合时宜”，其实是他的一种选择，并非任性所为，更非庸人刁夫所说的“不识时务”。他之所以既不追随王安石，也不追随司马光，始终保持特立独行的姿态，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用司马光的话说，是“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用林则徐的话说，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苏轼在《怪石咏》一诗中，借夜梦怪石，听其自道身世的手法，赞扬其“意欲警惧骄君悛”、“万牛喘汗力莫牵”、“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cao气概和“雕不加文磨不莹”的天然本色，可谓是以怪石自况。苏轼作为四朝老臣，对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都上书直言朝政之弊，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正如《怪石咏》诗句所言，为使君王有所警惧，对政治错误能够悔过，不畏“震霆凛霜”，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特立独行”的苏轼固然很帅气，但却终生难有政治上的建树。

    幸好，我还懂得融入这个社会，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协调人际关系。

    最后想到了一个成语：覆水难收。

    我一直很鄙视姜太公的结发妻子马氏或是朱买臣的妻子崔氏，认为她们没有眼光，不知道坚守现有的一切，更不晓得如何鼓励自己的丈夫抑或是合作伙伴取得更大的成绩，尤其是她们那种有奶便是娘的粗俗哲学和多少有些忘恩负义的做人方式。

    我恰恰懂得实现既定的目标需要时间，我懂的挖掘或整合身边的资源，更适合帮助领导做成更了不起的事业！

    所以我比古人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