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成都、河间联盟 18 (第2/2页)

大力支持下，陶侃连战连捷，江淮震动。顾荣、甘卓等江南名士并非真心跟着陈敏干。在接到东海王来信之后，对于陈敏更加厌恶。东海王谎称陈敏只是个七品的劣士。

    在陶侃的军事压力之下，顾荣、甘卓开始转变态度，和陈敏划清界限，最终陈敏兵败身死。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甘卓在顾荣的劝告下，改旗易帜，反对陈敏。而陈敏亲率万人来攻，顾荣站在城楼上痛斥陈敏作乱、凶残。然后羽扇一挥，只说了一句“尔等还不散去”。陈敏手下一万南兵竟自行溃散，陈敏落荒而逃。由此可见，士族在当时汉族社会里的强大影响力。

    陆机死后，顾荣是江南名士的旗手。曾做过‘中正’一职。其在士族中（包括寒士）拥有强大影响力。陈敏的中低层军官多是南方士族，顾荣才可‘一扇退万兵’。

    西晋后期，在地方士族崛起过程中，召募大量士族私属武装家兵、部曲等。即使中低级军官也是‘寒士’，士兵与其将领保持着封建依附关系。这样侥幸士兵立功了，在政府看来也是他们的所属将领立功了。士兵地位变得极其低下，几乎很难晋级。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南朝末。

    顾荣的‘一扇退万兵’流芳千古，这是对士族统治社会的最有说服力的阐释。士族社会名士‘威望’糅合于‘权势’之中。宋朝之后的小农社会之中，没有人有这种威势。即使是朱熹、王明阳也不行。顾荣在当时的大名士中也排不进前十名。

    在这一时期，即使在农民起义军中，中级军官中也充斥着大量寒士。破产的中小地主也会带着部曲，乡里加入起义军。起义军的最底层士兵还是流民为主，但是中低层军官却充斥着大量破落地主。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其他朝代不一样。这一点在王弥起义军中比较明显，有名有姓的军官均是破产寒士。东晋末的孙恩、卢循起义军中，这一现象更加显著。这表明了士族（包括寒士）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力量。而南北朝之后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中，中级军官大多是农民。如瓦岗寨起义。这表明隋朝士族，最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力量了。

    我的论断和内藤湖南、加藤繁的观点不同。此二人认为唐朝末期庄园主的势力又有加强的现象，而认为中国的庄园制一直到唐末才结束。

    隋末的农民起义军以普通农民为主，而并非农奴或部曲；科举制中，士族与寒门各半；以及隋唐初期豪门在中书省没有代表，这三点足以证明贵族在隋唐时便已不是社会的主力，庄园制虽然存在，但已丧失主体地位。

    隋唐初期，崔、卢、郑、王均为未在中枢占一席地位，足以证明大士族阶级的衰落。隋朝时，清河崔氏最富贵，但是也没有朝中的中枢大员。

    清河崔氏是独孤皇后的母亲家族，一个说法是，独孤皇后不希望外戚执政。但是作为第一士族的清河崔氏，能否轻松进入朝廷中枢，不是某个人说了算的，而是时代使然。清河崔氏在隋朝没有高官，说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可以让大士族靠边站。

    像东晋在江南建国，陆机、陆云已死，陆氏作为江南的第一贵族，其代表人物陆晔什么也不干，凡事推诿，但仍然做到了尚书仆射（副相职位）。固然清河崔氏没有出高官有独孤皇后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变了，由于豪强不再是底层社会的领袖，朝廷已经不用拉拢豪强。

    唐末士族力量又有加强的趋势，但一个王朝的末年不能代表整个王朝。王朝末年由于政体腐朽或军阀混战而使土地兼并更加泛滥，即使后面的明清末年土地兼并也非常严重。还出现极端的地主武装，李自成死于地主武装。清末的地主武装，包括民国初年的地方团练也非常严重，而军阀的立足之本在于人口和粮食，也使得土地出现集中的趋势。不知道南泥湾算不算军屯？战争年代非常态。所以，一个朝代的末期不能代表整个朝代的社会状况，他不是社会常态。

    青州起义军的首领是县令刘伯根，大庄园主王弥带领家族部曲参加了他的队伍。王弥的爷爷曾经做过太守，在当地威望很高，刘伯根就让王弥做了他的长史。史书说他们利用封建迷信鼓动青州人们造反，其实农民造反这事一般是鼓动不起来的。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是被严重恶化的生计所迫。卖儿卖女，人相食，不造反行吗？起义军一开始很火爆，将东海王三弟的部队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