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神棍李自成水文 (第2/5页)

休息。

    第二天李自成前往几里外的山沟。

    郭峪也是富甲一方的大镇，居民近万。

    郭峪三庄上下伏，秀才举人两千五。厉害！

    王重新三十出头，他十四岁时就继承家业，来往于长芦、天津行商。现在名下有雇工上千人。

    大土豪乐善好施，力崇俭朴，丝绸不穿，轿子也不肯坐。

    按大明规定，商人坐轿违制，但早没人当一回事了。

    明初定，文武百官都不得坐轿，“虽上公，出必乘马”。何论商人。

    一来骑马彰显武德；二来宋儒反对坐轿，认为以人代畜，于理不宜。也算个理由吧。

    可是，坐轿到底舒适，遮风挡雨且又威风气派，逐渐就泛滥了。

    于是景泰四年朝廷重定规矩，三品及以上官员可以坐轿。

    这就导致一些有趣现象。

    比如，光禄寺卿是从三品，而都察院佥都御史是正四品。后者官品虽略低，但实权远大于那些清水衙门。因此光禄寺卿奉旨改任佥都御史，都不会有降职的懊丧，而是感到幸运。

    不过麻烦也随之而来。能否坐轿的界线恰好划在三品与四品之间。转任佥都御史的官员赴朝谢恩时可以坐轿，接受任命后却只能告别轿子改为骑马。

    所以《万历野获编》中有“抬轿谢恩，骑马到任”。那些转任官员在兴奋能捞钱之余，难免会有些不能坐轿的缺憾。

    规定当然用来打破的，凭啥我六品官不能坐轿，老子就坐。

    于是在弘治年再次重申规矩：文武官例应坐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城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坐轿，违例坐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

    重申禁令能收到些效果，但日子一长，又渐渐松弛。

    到了十五年后的正德四年，朝廷感到有必要再次重申禁令，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一次。

    又过了二十七年，即嘉靖十五年，朝廷又一次申明：“四品下不许坐轿，亦毋得用肩舆。”

    王世贞《觚不觚录》记，嘉靖中若有中级官员乘坐二人肩舆，会被认为是大可骇异之事。可是到万历元年，官员们即使各乘四人大轿结伙外出游玩，路人却感到很正常。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嘉靖间他在南京看到五城兵马司的官员违规坐轿，但又心虚，“道上遇各衙门长官，则下轿避进人家”。甚至遇见举人、秀才也下轿躲避，生怕被检举揭发。

    可是“不上三四年”，违规坐轿现象到处可见。那些官员不仅是“轿子之帷幔鲜整，仪从赫奕”，而且还大模大样，堂而皇之出行。

    嘉靖年间监察御史王化巡按浙江，有个举人去拜见他，戴了顶时髦大帽。

    王化不满：举人戴这种帽子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言下之意是批评他的服饰违反了朝廷规定。

    没想到举人并不买账，还反唇相讥：是从老大人坐轿那一年开始的。

    王化顿时被噎得无话可说。

    他到浙江后拥有大事奏裁，小事主断的权力，可是监察御史毕竟只是七品官，按规定够不上坐轿级别。他哪有脸管别人违制。

    明中后叶，像王化这样违规坐轿的并非个别现象。

    皇帝的步舆才用16人抬，据说张局座的轿子要32个轿夫。

    至于商人坐轿，穿绫罗绸缎等，一样泛滥了。

    另外多说件有意思的事。

    成化年间，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考证过官员坐轿骑马问题。他以北京与南京各衙门仪门外都有上马台为依据，认定明初“大臣无坐轿者”。

    论据虽嫌不足，结论却合实情，然而须专门考证方能得知，说明啥？

    可见到明中叶，臣民对开国之初的规定几乎毫无印象了。

    刚刚百年而已，听起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古典时代，社会发展几乎是停滞的，不好和后世一日千里的变化相比。例如一户人家迁往新村子落户，即便定居了三四代人百十年后，邻居在日常打招呼时依然称他们“外来的”。）

    与需要考证骑马坐轿相类似的事还有一件。

    嘉靖皇帝之后是他儿子隆庆皇帝朱载垕？人家叫朱载坖。

    朱载垕是齐东王。

    万历年朱国桢修《大政记》，把“坖”误写成“垕”，居然也没人发现错误，就流传下来了。这不搞笑吗？把万历爹的名字都能弄错，人家才死了几年？

    被张居正罢官的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倒是写作“坖”，可后来书籍再翻刻时被改成“垕”。

    万历年间人何乔远《名山藏》也写对了，然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