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民国道教 (第2/3页)

，其中最突出者为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嘉靖三年（1508）邵元节被召入京，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锡金、石、银、象牙印各一，班二品。后又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并赠文泰真人，赐元节紫衣玉带。敕建真人府于城西，以其孙启南为太常丞，曾孙时雍太常博士。岁给元节禄百石，以校尉四十人供酒扫，赐庄田三十顷，蠲免租赋。遣中使建道院于贵溪，赐名仙源宫。嘉靖十五年，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启南、徒陈善道等咸进秩，赠伯芳、太初为真人。嘉靖十八年（1539）元节逝世，追赠为少师，溢曰‘文康荣靖‘。启南官至太常少卿，善道亦封‘清微阐教崇真卫道高士‘。其后，又宠信邵元节推荐之道士陶仲文。嘉靖十八年授‘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寻封‘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以其子世同为太常丞、子壻吴濬、从孙良辅为太常博士。十九年特授少保、礼部尚书。后加少傅，仍兼少保。二十三年加少师，仍兼少傅、少保。史称‘一人兼领三孤，终明之世，惟仲文而已‘。⑤以后又续有封赠晋爵，并恩及其徒郭弘经、王永宁。三十九年陶仲文卒。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其子孙及门徒皆受恩宠。

    第二，广建斋醮，崇信乩仙。他嗣位伊始，即‘好鬼神事，日事斋醮‘，虽‘谏官屡以为言‘，均拒而‘不纳‘。甚至发展到‘经年不视朝‘，深居西苑，日夕但以斋醮为事。他特别爱好扶乩，据《明史·世宗纪》载，嘉靖二十四年七月，他‘于禁中筑乩仙台，间用其言决威福‘。对于这种‘焚修、斋醮之事‘耗费巨大。据载：宫中每年要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以供皇家斋醮之用。而朝臣只能奉承，不能持任何异议。jianian臣‘严嵩，以虔奉焚修‘，遂‘蒙异眷者二十年‘，⑥凡敢于进谏者，即其宗亲也将受到严厉惩处。

    第三，建宫筑室，不惜劳民伤财。嘉靖二十一年八月，用陶仲文言，建皊国康民雷殿于太液池西，所司按其意旨，务宏侈，工程峻急，工部员外郎刘魁上疏：‘一役之费动至亿万，土木衣文绣，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拟于宫禁‘。《明史》卷十八称：世宗崇尚道教，营建繁兴，府藏告匮，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第四，爱好青词。举行斋醮需用青词，世宗因‘益求长生，日夜祷祀‘的需要，便‘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供奉青词‘。⑦顾鼎臣、夏言、严嵩等，皆先后以青词获宠，甚至有‘青词宰相‘之称。

    第五，迷信丹药。千方百计地四处寻觅。于是道徒佞倖遂以进仙方丹药而获宠者，有邵元节、陶仲文、顾可学、盛端明等数十人。他相信服芝可以延年，嘉靖三十五年八月，派人到五岳及太和、龙虎、三茅、齐云、鹤鸣等道教名山广为采集。三十七年十月，礼部将四方进献的‘瑞芝‘一千八百多本一起报上，但他仍嫌不足，‘诏广求径尺以上者‘。更有甚者，据《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称：‘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称为‘先天丹铅‘。

    此外，世宗还为其父母和自己加封道号。《明史·陶仲文传》载称：嘉靖三十五年，上皇考道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王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皇妣号为‘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自号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又加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加号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比宋徽宗赵佶有过而无不及。

    世宗逝世之后，其子穆宗朱载篨继位，在徐阶的辅助下，崇道暂时有所节制，曾去正一道首领的‘真人‘号，降为上清观提点，秩五品，改给铜印。但到神宗朱翊钧统治期间，又全面恢复了崇道政策。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下诏恢复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正一真人封号，仍予金印，又赐玉刻‘宗传‘之印及金冠玉带，并敕修朝天宫内赐第，御书‘真人府‘额，奉旨聘驸马都尉谢公诏之女为配。三十七年张国祥死后，赠封太子太保。

    神宗在位期间，对道书的整理和传播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曾命所司印道藏四百八十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诸道观，用广其传。万历三十五年，又敕张国祥编印《续道藏》一百八十卷，称为《万历续道藏》。这是继《正统道藏》之后又一道书的汇辑，对道教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此后，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虽处于明王朝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但对道教仍甚推崇。

    综上可知，从太祖朱元璋奠定三教并用的基本政策开始，后继者均按照这一旨意行事。终明之世，朝廷对道教的尊宠甚于金元，亦不逊于两宋。有明一代，道士被授予真人、高士乃至赐爵封官者为数甚众。尤其在宪宗、世宗当政期间，一些道士位极人臣，威福在手，恩渥终身，且其廕子孙，致使‘天下士大夫靡然从风‘。⑧其时道教的社会影响之大，地位之高，前所未有。在开国君主朱元璋扬正一抑全真的政策下，受殊宠的道士，绝大多数皆属于正一派。自封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为‘大真人‘并主领天下道教事起，一直到明末五十一代天师张显庸，代代皆袭封如故。但自明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已开始萌芽，封建社会已处于芨芨可危的境地，植根于封建社会的道教，其教理教义适应于封建制度，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保守性，而其首领们面临大变动的形势又只知贪求富贵，且骄奢yin逸，日益腐化，不能适应新的潮流对道教进行自我革新，故不得不随它所依附的封建社会的衰落而衰落。尽管封建王朝仍然继续崇道，但已无法挽救其由盛而衰的厄运了。

    江河日下的清代道教

    入清以后，由于清代统治者素无道教信仰，便逐步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从而加速了道教衰落的进程。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从宠络汉人的需要出发，对道教仍沿明例加以保护，到乾隆时期，即一再加以贬抑。据《续文献通考》卷八十九记载：乾隆四年（1739），敕令‘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考选道士、受箓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论处‘。限制天师只能率领本山道众。五年，规定正一真人嗣后不许入朝臣班行。十二年，‘复准张氏真人名号……前因无案可稽，两遇覃恩，加至光禄大夫，封及三代，邀荣逾分，理应更正。

    ……应将正一真人亦授为正五品，从前所用银印缴部换给，……至于朝觐为述职大典，筵宴实惠下隆恩，未便令道流厕身其间，即一概停止，以肃体制。‘至五十四年，更限制正一真人朝觐次数，敕令嗣后五年来京一次。嘉庆二十四年（1819）又规定：‘正一真人系属方外，原不得与朝臣同列，嗣后仍照旧例朝觐，筵燕概行停止。‘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