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后期粮食生产（转） (第2/5页)

治年问丘浚说，“以今日言之，荆湖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⒄嘉靖年间，山东济南、东昌、兖州三府已“颇称殷庶”，但“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⒅。万历年间，左光斗说：“西北不患无地，而患不能垦”，“京以东，畿以南，山以东，两河南以北，荒原一望，率数十里，高者为茂草，洼者为沮洳，岂尽其地哉!不垦耳。”⒆

    二、农业生产基本要素投入的加大

    中国传统农业长期以来形成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明代后期，农业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不仅劳动投入增多而且资本投入和技术投入加大，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提高土地生产率，与同期欧洲粗放式农业形成鲜明对比。

    1、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冶铁业的发展，铁制农具犁、铧、耙、镪、搭、锄等的数量增多，质量提高；二是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畜力条件，因地制宜，因户制宜，除使用牛、马、骡、驴等耕畜外，还创制了一些新的人耕农具，保障了农业生产的有效进行。用牛耕田，南北皆较普遍，“中国耕田必用牛，以铁齿耙土”⒇。在南方，“上农多以牛耕”[21]；在北方，种麦之“镪”，以牛牵引，靠“牛行摇动”的机械动作播种[22]。但也有许多地方用人力耕具者。成化年间，陕西有创“木牛”耕犁者，二三个人驾驶，“一日可耕田三四亩”[23]。嘉靖年间，湖北郧阳山区，使用人耕农具，“力省而功倍”，“百姓赖焉”[24]。江南地区，有一种人力耕具，“一人一手之力，足敌两牛”[25]。还有两人以杠悬耜起土，可敌一牛之力；两人以磨耙耙轧，可敌三牛之力[26]。太湖地区的稻田，许多都用铁搭翻地，而不用牛耕。这一方面是由于该地土质黏重，一般先用人力铁搭深翻一次，再倒翻一次，而且在晴天cao作，以达到深、透、晒的功效，此乃牛耕所不能胜任，故张履祥说“吾乡田不宜牛耕”；另一方面，用牛耕则成本较高，因此“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不借牛力”，“贫农之家，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27]江南耘水田，原皆“匍匐水中，以手耘之，故农人惟耘田为尤苦”；明后期出现耘水田的工具“耘躺、耘爪”，乃“江浙间新制也、古无此器”，“今得此器，劳逸不啻天壤”[28]。由此可见，是否用牛耕田，并不一定是“进步”与“倒退”的标志。

    2、施肥技术的新发展

    施肥在农业生产的投入中zhan有重要地位。明后期，无论对施肥的认识，还是积肥的方法、施肥技巧及新肥的研制都比以往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达到了传统农业的顶峰。一些农书总结道，“用地”必须与“养地”相结合，施肥是增产的重要保障，因此要“惜粪如惜金”、“积地莫如积粪”。制肥、积肥的方法增多，肥料种类扩大，除人畜粪肥、绿肥及一切浸渍废物、河泥积尘等外，由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其副产品各种肥饼和酒糟、糖渣、豆渣、油渣等成了优质肥料，尤其在江南被广泛使用。除麻饼等外，豆饼、棉饼等的使用都始于明代。广泛使用多种无机肥是又一特点，明后期已开始把硫磺、砒霜、黑矾、卤水及螺蚬壳灰、蚌蛤蚝灰等用作肥料。农学家徐光启创造了一种由植物性有机肥料与动物性无机肥料、动物性有机肥料混合炮制的合成种肥——“粪丹”，“每一斗可当大粪十石”，是肥料史上的一大发明[29]。宋应星、徐光启介绍的用骨灰蘸秧根，即磷肥在酸性土壤中的施用[30]，也具开创性，早于欧洲用兽骨作肥料的历史。在施肥方法上更注意针对性，讲究宜时、宜土、宜物，不同季节、不同土壤、不同作物，所施肥料亦不同。根外追肥(“接力”)，看地施肥，看苗施肥，都是明后期的新发展[31]。

    3、栽培技术的进步

    我国是世界粮食和蔬果栽培植物起源中心之一。明代后期作物栽培和管理技术比以往有了较大提高。在药用植物性状研究的基础上，对栽培作物性状的研究也开始有了进展。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考察了大麦、小麦、玉米、甘薯等作物的性状，开栽培作物特征研究的先河。对水稻密植的认识和实践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农史专家据《沈氏农书》等农书提供的资料估算，明末浙西太湖地区水稻栽插密度甚至超过“解放以前和解放初期”[32]。北方北直灵寿县试验的“亲田法”，高度密植种粟，其密度也高出现在的水平[33]。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棉花栽培技术作了系统总结，即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这是植棉技术史上的巨大贡献[34]。在我国粮食作物中，甘薯最早应用无性繁殖，将无性繁殖技术推进一步[35]。在太湖流域等平原水网地区，综合利用自然资源，水利、种植业(粮食作物、桑树等)、畜牧业(猪、羊、禽等)、渔业、农副加工业联为一体，多种经营，互促互荣，形成生态农业[36]。种子对于作物“犹人之有父也，地则母耳。母要肥，父要壮”，因此必须选育良种。耿荫楼在《国脉民天》中讲的“留种田”，即种子田，在选种理论和方法上都有新的发展。此外，在深耕、中耕、光照、除草、土壤、嫁接、移植、杂交、播种、浸种、育秧、温室以及防治病虫害等方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明和进步。

    4、水利的兴修

    明代水利，从投资兴办来说，可分为官府督办和民间自修两类，而以官府督办为主。官办水利的主要范围，一是对南北大运河的疏通；二是对黄河、淮河及泇河、卫河、漳河、沁河、滹沱河、桑干河、胶莱河等北方区域性河流的治理；三是对江南和其他地区水利工程的修复和兴建。官办水利的主要实施方式是，或朝廷拨银招募民夫，或督率民夫以工代赈；为了鼓励北方垦殖水田，官府有时还向农民配发农具、耕牛、种子，减免赋役。“终明水政屡修”，水利工程的规模超过前代，从而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水路交通的运行。

    明太祖朱元璋视水利为农业根本，给予高度重视。仅洪武二十八年一年，在朝廷派出的圈子生督率下，全国各地即修筑塘堰四万九百余处。洪武二十三年，修筑苏州府崇明、通州海门决堤，动用民夫25万人。洪武二十五年间，开凿溧阳银墅东坝，招募民夫35.9万余人。水利工程不限于财富之区江南，各地皆有兴建。南直和州铜城堰闸、山东登州蓬莱阁河、河南磁州漳河大堤、河南洛堤、陕西泾阳洪渠堰、广西兴安灵渠、四川彭州都江堰、四川永宁水道等工程，皆为明朝开国后或新建，或修复。永乐朝，不仅开始了围绕开通南北大运河而对黄河、淮河的治理，而且进一步在各地兴修水利。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水利工程，对于这些地区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湖广安陆京山汉水堤岸、安陆州渲马滩堤岸、京山景陵圩岸、石首临江万石堤、广济武家xue江岸、监利车水堤；南直隶西部地区(今属安徽)安庆府潜山怀宁陂堰、和州含山崇义堰、宁国府宣城圩堰、太平府芜湖圩岸、凤阳府安丰塘等皆为永乐年间或新建，或修复。在北直隶，顺天、保定、真定、河间、大名、广平、顺德、永平诸府也都有不少水利工程。

    水利设施可以较长时间发挥功能，明前期的水利建设为后期奠定了良好基础。明后期，水利虽受政治腐败的不利影响，但仍有发展。嘉靖初年，对北直隶卢沟河、琉璃河、胡良河、白沟河、沙河、唐河、滹沱河等河流及白洋淀进行竣疏。隆庆年间，开通湖广竹筒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