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第1/3页)

    第三十八节：书接上回，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戴明举杯向张生敬酒：“看张兄谈吐不凡，阅历很深，我俩干下这杯酒，请张兄给我们说说您辉煌的经历。”张生一饮而尽，若有所思的说：“我父亲是修理厂的一名工人，母亲是一名看管自行车的。家里有五个孩子，我是老二。在1968年，我还是初中毕业生，就要听党的话，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中国人口增长太快，学生毕业就没有工作。当时家里困难，母亲不让我下乡，结果车间里来了一伙人，好像是车间干部和积极分子什么的，敲锣打鼓的进了宿舍，然后座在我家床上，宣传党的政策、毛主席思想等鼓励进步的话，轮番谈。我母亲别看是一位普通妇女，为了让孩子留城，一直在说自己有病，家庭困难，第一天在床上蒙个大被挺过去了。第二天，他们敲罗打鼓的又来了，我妈还是挺过去了。第三天，车间增加了几名能说会到的，坐了一屋子，由前两天的和平相劝，到开始讲道理，并开始争论。紧张一阵，又缓和一阵子。那气势，真叫泰山压顶。万般无耐，我吐口了，对趴在床上半装病的mama说：“妈，我去吧，反正毕业的同学都去，天塌大家死，我们都一样。”mama没有表情，只有两大滴眼泪默默地流淌下来。车间干部见橇缝了，都乐了，车间主任和书记说：“用厚木头给打一个好箱子，厂子再用好车将最后一批送去。”就这样我胸前挂个大红花，站在大解放汽车上，被敲锣打鼓的送下乡了，随车去的厚木箱子就像我的棺材似的。”

    芳芳说：“一个家长，最担心的是孩子的命运。如果在一个动荡的苦涩的年代，在外漂泊的孩子多么让家长惦记。”

    张生说：“厂子在村子里盖趟瓦房，给青年住，人们称作青年点。随青年下乡的有厂矿的带队干部，还选出青年点点长、伙食长、团支部书记等等。青年刚安顿好，就是分派几拨人插队到各个生产队干活，听队长派工，记工分，也就跟农民一样。

    当时好的地方能挣到口粮，大多数地方穷的很，干一年还欠生产队的钱。青年点伙食不好，大饼子就盐水吃。冬天没有柴火，青年们就睡在凉炕上。对这帮城市孩子来讲，遭了天大的罪。而除了吃住的苦头之外，农活的艰辛可想而知。这些城里的孩子彻底由人变成了牲口了。有个别女青年捱不下这份苦，就同当地农民搞了对象，真的插队落户，结婚了。大部分青年坚持到最后，盼着抽调回城。许多68届下乡的青年，76年才抽调回城，一呆就是八年。也有幸运的，被选派回城当上了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候，能回城当个工人是最大的心愿。甚至不论干什么，只要能回城就行。”

    刘教授说：“当时的政治口号是：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有部电影《朝阳沟》，就是一对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穷山沟，他的恋人想回城，男青年呼喊：扎根农村一辈子。男的被说成先进，女的被看成落后。”

    刘教授是特殊时期前的农大毕业生，能喝酒，善言谈。他说：“中国的政治，高度的中央集权，将经济、政治，包括人们的思想统统的都集中起来了，人们单一色彩的草绿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共产党的理论是单一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7－8年来一次，下层工农要割当权派的命，这样才推动社会进步。在当时我们不知道它是对还是错。只知道毛主席说的话就是对的，现在知道他错了，但不知道阶级斗争的理论错在哪。”

    戴明说：“国民经济中央集权，高度计划，使在和平年代最基本的经济细胞失去了活力，尽管航天、核原子能、铁路及重工业发展了，可轻工业等民众需求的不被重视，政府根据政治需要生产，搞内斗，搞阶级斗争，谁要是卖点自己家园子里的菜，就要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要被抓起来的。”

    刘教授说：“当前政府提倡和谐社会，一个社会需要金字塔型，有财产的在塔尖、中产阶级往下、有穷人相匹配在最底层，这样的社会才能滚动发展。而有权的、有钱的都统统的消灭，都变成无产阶级，没有投机者也没有投资者，也没有小商小贩，清一色也就没有了商品交换，也就没有了社会的资本动力。毛主席发动了史无前例的特殊时期，10年间，工农斗走资派，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商贩统统取缔，国家配送制，实行战时状态的供给制。这样就把需求大大地遏制住了。政府供给控制了需求，而不是需求拉动供给。它违背了人类社会人与人交换买卖的最基本规律，也违背了人类社会是不平等的，是有区别的这样一个事实。”

    张生说：“在７4年，下乡青年进城招生考试，在考场上，我们这些知青考生什么也不会，一张白卷，真就是白卷先生。当时给我逼的，后悔为啥自己不天下皆醉而我独醒，懊恼我为什么在我学生年华赶上这动荡时代。我心里上下翻腾，后来又一想，反正也不会，座着也是座着，干脆我给判卷老师在卷子上写一封信，万一感动老师，被录取了，那不就是我创造的天大的好事。我看过许多故事书，写点东西还是没问题的，这既能有获得机会的希望，也还能发泄自己的感情。我先在卷子上写第一行：‘我会，但我不愿意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