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2章 没有节cao的《晋书》 (第2/2页)

曰：“范则智矣，驽马恋栈豆，爽必不能用也。”

    这个记载感觉《晋书》的编者真心有点没下限，直接把司马懿和蒋济名字换了，还要点节cao吗！

    然后我们再看看司马懿子孙们以及晋朝一些将领在《晋书》里的记载和其他一手材料的不同。

    第六处是在毌丘俭叛乱之时。

    《晋书·景帝纪》里面记载的是：“俭、钦移入项城，帝遣荆州刺史王基进据南顿以逼俭。”

    而在《三国志·王基传》里面是：景王欲须诸军集到，犹尚未许。基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则利，我得亦利，是谓争城，南顿是也。”遂辄进据南顿，俭等从项亦争欲往，发十余里，闻基先到，复还保项。

    也就是说实际上王基进据南顿是他自己根据当时局势自作主张的，他先前要求进军的请求遭到了司马师的拒绝，然而在《晋书》里面就变成了司马师派遣王基进军了，这个编者真当别人不看《三国志》吗？

    第七处是关于甘露之变的相关记载。

    《晋书·文帝纪》里面相关记载的是：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复命帝爵秩如前，又让不受。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辅，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虑废辱，将临轩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从仆射李昭等发甲于陵云台，召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戒严俟旦。

    而《三国志·三少帝纪》里面记载的是：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蚀之。夏四月，诏有司率遵前命，复进大将军司马文王位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癸卯，大将车固让相国、晋公、九锡之宠。

    也就是说按照《三国志》里面的记载，是因为司马昭接受封公，担任相国之后，才发生了甘露之变，导致了曹髦去喝司马昭拼命，其结果是曹髦虽然死了，司马昭的封公和相国之位也没了。而《晋书》里面不仅隐去了这一段记载，还直接改写历史，认为当时司马昭没有接受封公，没有担任相国。

    第八处是关于司马望的，在《晋书·司马望传》中记载：“为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肃。”

    然而根据《三国志》里面的相关记载，西元256年陈泰被调回洛阳，258年邓艾担任征西将军，司马望最多担任三年的征西将军，八年是绝对没有的。

    第九处是羊枯和陆抗相交那一段。

    《晋书·羊枯传》记载为：祜以孟献营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耍，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自是前后降者不绝，乃增修德信，以怀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与吴人交兵，克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吴二兒为俘者，祜遣送还其家。后吴将夏详、邵顗等来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属与俱。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厚加殡敛。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于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不之名也。

    祜与陆抗相对，使命交通，抗称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心。人多谏抗，抗曰：“羊祜岂鸩人者！”时谈以为华元、子反复见于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孙皓闻二境交和，以诘抗。抗曰：“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

    而《汉晋春秋》里面相关记载则是：祜既归，增修德信，以怀吴人。陆抗每告其边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无求细益而已。”于是吴、晋之闲，余粮栖亩而不犯，牛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猎，吴获晋人先伤者，皆送而相还。抗尝疾，求药于祜，祜以成合与之，曰：“此上药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诸将或谏，抗不答。孙皓闻二境交和，以诘于抗，抗曰：“夫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之人，而况大国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于祜无伤也。”或以祜、抗为失臣节，两讥之。

    很明显《晋书》的立场太偏颇了，好事都是羊枯做的，实际上双方都是如此。

    这里我总结了九处《晋书》中不合理的记载，虽然我只是粗略参考了一下《晋书》前面的小部分内容，对于该文总体还无法做一个完整的评价，但在关于三国时代方面，我可以公正的说一句，《晋书》在这方面的记载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它作为一个二手材料，很多地方直接与一手材料矛盾，立场偏向也过于明显，没有一本正史该有的严谨和细致，反而像小说一样随意的更改一些历史事实，这是无法原谅的。

    注：我本人写的这些前文，很多都是在本书快完本之后写的，所以和文章的正文会有很多重复，这里提前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