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节 漕运与海防 (第2/2页)

，驻扎军队。清朝后期（咸丰年间），居民开始入住港口，建筑工程废弃物和生活垃圾不断抛入港中，造成了人为淤积。面对日益严重的淤积问题，明清封建政府制定了一些减淤的强制性措施，组织人员多次清淤，均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登州港呈日益缩小之势，唐朝初期，港口约有四十万平方米，为登州海湾面积的约三分之一。原在海湾里的石岛村，早已露出了水面，与周围的陆地连为一体。后来，在修建蓬莱县城城墙时，还来此取土。唐、宋时期，为抵御东北风浪的侵袭，将丹崖山向东延伸的土山丘（后称平浪台）加高拓宽，并由此向南大量垫土围港，也客观上造成了港口的缩小。大约到元朝后期，港口缩至近30万平方米，仅仅分布在现蓬莱市区西北角，其范围在蓬莱城下水门至紫荆山山脚以北，来宾桥至丹崖山下以东，迎仙桥、葫芦头至海口以西的区域，与现在水城规模相差无几。

    宋、辽对峙期间，一零四二年，北宋政府在丹崖山内侧，顺势围以防卫栅栏。由海边向南延伸，又折向东转北，再回到海滨，筑起马蹄形口门朝东的沙堤围子，中间是画河流入的海湾，构成水寨式港口，因港内停泊外形酷似刀鱼的战船而得名为“刀鱼寨”。明朝，登州港的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三七六年，明政府在宋代“刀鱼寨”旧址处疏浚扩展，环筑土城。“北砌水门，引海入城，名新开口。南设关禁，以讥往来（8）。”一四零八年，在此设备倭都司府（水师帅府），称“备倭城”。因城内有海水，俗称“水城”或“登州水城”。一五九六年，在土城墙面砌以砖石，实现了城墙由夯土结构向砖石结构的转变。在东、西、北三面增筑敌台，增加防御设施。整个水城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海港设施，以港池为中心，包括防波堤、平狼台、码头、水门等；二是陆地设施，有城墙、炮台、陆门、营房、官署、灯楼等。城墙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城墙七百二十米，西城墙八百五十米，南城墙三百七十米，北城墙三百米，周长二千二百余米，总面积约二十五万平方米，遂成今日之规模。城门建有2座，北曰水门，又名天桥口，是港池通往海上的唯一通道。南曰陆门，即振扬门，供车马行人之用。港池名曰小海，小海是水城的主体，位于水城中心地带，面积约六万五千平方米。南北长约六百五十米，北部较窄，南部较宽，南部最宽处一百七十五米，北部最窄处仅三十五米，一般宽度为一百米米，周长约一千六百米。登州水城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军事要塞。

    蓬莱水寨的重要性还要过几十年才能够体现的出来，那时这座千年古城已经处于明金战争的前沿了，时刻的准备着对辽东和山海关方向的支援。日后山东最高的行政机构登莱巡抚也是在蓬莱设置的署衙，现在只不过是蓬莱水师的一个军港而已。这里驻扎着一支金海防御性的水军，约有各类舰船二百余艘。

    当然了在兵部的账面上的兵力是不可能跟实际的情况相联系起来的，自从林洲来到这蓬莱以后所见到景象就是已经使得他对于史书上所说的明军军力有了深切的认识。本来按照正常的编制蓬莱水军当有兵员五万三千人，其中水军三万人陆军两万三千人，大福船二十艘，草撇船四十艘，海沧船和苍山船六十余艘，余下的皆是一些辅助性的舰船，总数两百余艘。可是最近几天所见的情景完全的跟纸面上的数据时对不上的。林洲也只能在心底深深地无奈，任何的伟大抱负都是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的，在盐场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他还是不想过早的打乱他已有的部署。再说了还是有时间对于大明的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的，至少十年之内是不会有太大的意外来阻止他的雄心壮志的，即使是现在对于现状在不满意，也只有默默的忍受等到时机成熟那刻的一击致命。

    在蓬莱呆了两天，林洲一行就是已经开始返京了，因为从京师中传来的消息迫使他必须尽快的回转。京城的御史言官们的奏章都是已经堆满了文渊阁的书房中，大多的奏章都是询问皇帝为何连续多次的不早朝的，私底下还有更多的官员串联准备午门跪谏。

    林洲是在万历八年的五月初七乘海州从蓬莱驶往天津卫的，一路上都是处于渤海湾内并没有什么大的风险，所乘的船也是当时世界上鼎鼎有名的福船。这个福船不是作为军事用途的，而是沿海的商人们用来运输货物的货船。虽然大明目前仍然是实行的禁海政策，但是在利益的驱使之下还是有着众多的商人们冒险在沿海地区行商的。对于这种枉顾市场和历史发展的政策林洲也不是很感冒，所以混入了一家从南方来的福船前往天津卫准备在那里上岸直奔北京。

    福船所走的海路正是几百年前元朝和开国初年朝廷海运的航路，驶过山东半岛直至天津卫的这一段也是最安全的一段。因为渤海湾被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像两只手臂一样紧紧的搂在怀中，五月的海湾还没有到季风来临的时候，加上这个时代的海船大多都是沿着海岸线航行的没有什么危险。

    历史上也就是这样的航线是元朝和明初的重要海运航道，肩负着北方每年四五百万石的粮食运输。后来因为海运的损耗过大才逐渐的停止了这种运输方式，改由运河来完成。海运有着天然上的成本优势，那些巨大的海船一次的运送量绝对是比得上运河上的十几艘内河船的运力。为了能够满足南粮北运和北货南运，朝廷不得不保持了一支十几万人的专职漕运大军和近万艘船只的庞大机构，每年所费的钱粮就是多达百万两白银之多。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和臃肿庞杂的人员构成绝对是拖累朝廷财政的巨大累赘，沿运河两岸的几十座城市都是建有大量的周转仓库。漕运总督治下的十数万漕丁是这个时代国营企业最反面的教材。

    明朝的漕运始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的时期。一三六八年明军攻占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树立起明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地位，因为元朝残余势力退入草原一时间北方云集了庞大的军队。其庞大的军需从何而来？仅靠残破的华北和中原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依靠从富庶的沿海和南方运粮。先用三百石的船运至陈州颖岐口然后以巨舟经黄河、八里树再车运至卫河输送到北京。这也是海路并举的漕运措施。

    成祖后，北方日益庞大的边军和京城官员以及北方的大量王公贵族的聚集，造成了粮食等各种物资的需求越来越庞大，仅靠北方的供给已经是不能够满足，加上从经济上的考虑大明朝加强了从运河输送粮食的规模，后来的沿海猖獗的倭寇海盗袭扰和科学技术对于海潮、风浪、暗礁等的不熟悉，渐渐的海运被废弃了。这样一来，北方边军及京师的千万石粮食的运输就完全的依靠漕运来运送了。

    总之，漕运不仅成为明王朝从经济上维持其封建政权生活的源泉和经济命脉。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更成为明王朝维护其对东南经济中心地区，乃至全国的统治，实现其运兵运粮强化对全国人民军事控制镇压和迅速有效的抵御外辱的重要工具。故而受到明朝廷的空前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