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料《淮南子》 (第2/3页)

；有其性无其养，不能遵道。茧之性为丝，然非得二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卵之化为雏，非呕暖覆伏累日积久，则不能为雏。人之性有仁义之资，非圣人为之法度而教导之，则不可使向方。”即是说，善性是内在根据，教育是后天条件，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成人之善，这显然与孟子偏重于反本内求有所不同。至于把外部条件归结为“圣人之教”的观点、是古代哲学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共同缺点。

    (三)《淮南子》与先秦法家思想

    《淮南子》继承、发挥了商鞅、韩非的历史进化观念，提出：社会生活是变迁的，法令制度也应当随时代变迁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记论训》说：“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又说：“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这些言论，从思想观点到具体言词，与商、韩是一脉贯通的。从当时社会现实看，“汉承秦制”，未加彻底改造。景、武之交，汉王朝的经济已经恢复，客观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当然这套制度决不完全等同于商、韩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家更法改制的思想原则，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可贵的是，《淮南子》认为法令制度的制定，应适乎人群之需要，应考虑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主术训》说：“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这显然是比先秦法家更进步的观点，其所以如此，也是儒法融合的结果。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有没有关系从原著看，《淮南子》无一字提到《吕氏春秋》，这可能与汉初反秦气氛有关。但事实上，正是《吕氏春秋》给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响。两本书都是由上层贵族亲自主持，招揽众多学者集体写成的。成书的程序都是先拟定计划，次分头撰写，最后综合编纂。书的结构统一，篇目规整，理事相连，言辞精审。两书都是总结先秦各家学说，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论根据。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成书之时，处于黄老盛行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对道家学说特别看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淮南子》是集黄老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当然这绝不妨碍它也融和摄取了道家之外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

    《淮南子》二十一篇，本名“鸿烈”，系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23年)招引宾客集体编写而成。该书是对西汉前期道家思想系统而详尽的总结，是研究黄老思想的极其宝贵而丰富的资料。书中不乏其医学内容，值得我们探讨研究。

    倡学说，阴阳五行

    该书倡导阴阳五行学说。首先，论述了阴阳概括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如《本经训》指出：“阴阳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终始虚满，转于无原。”此言阴阳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变化是无穷无尽的。这与《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学说一脉相承。

    书中以水、火、日、月喻阴阳。如《天文训》云：“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又云：“日者，阳之主也；月者，阴之宗也。”这里用人们常见的水、火、日、月来说明阴阳的属性，这种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使学者对枯燥、抽象的阴阳学说易于理解。

    其次，阐明了五行的属性及其生克乘侮规律。如“东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此处五行学说内容与《黄帝内经》所论是一致的，可见当时的阴阳五行学说已渗透到多个学科。

    书中还以五行所属的方位论及人体的形体特征及勇怯、智愚、寿夭等。如“东方，……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达，……其人慧圣而好治。”以上所述虽未必尽然，但大体上说明了五行所属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对人体的影响。

    整体观，天人相应

    该书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如《本经训》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间，和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这与《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的天人合一观点不谋而合。

    四时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人体而形成疾病。如《时则训》记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则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时气，其气不和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同时告诫人们：人体必须顺应四时，适应自然界季节气候的变化，才能在宇宙间健康生存，正如《本经训》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