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 第十二章 (第2/3页)

的奏章时很生气：这个杨钜生为人臣，岂可如此轻论礼制！不过，太后虽然认为高爽的忠诚可嘉，但也觉得为国家大计着想，援用先朝从权的旧例还是必须的，再者杨钜又是窦刚的女婿，不看僧面看佛面，以后自己这孤儿寡母还要依仗人家出力辅助，不能一下得罪死了。

    因而最后的朝议是：贬杨钜为潮州刺史的处分有点过重了，于是御旨将他贬为洛阳少尹，而丧礼依照二十七日旧制施行，另外又参考了窦刚等老臣的意见后，否定了高爽提出的为先帝举丧取消今科新官员授职的建议，等到丧礼完毕，马上责令吏部尽快完成官员选授工作。……

    ……

    另一次是京兆尹令狐楚无意中得罪了高爽，于是他借宰相被刺案将令狐楚害死。

    原文：此时。长安城的“京兆尹”是令狐楚，此人做事比较保守，从来不喜欢冒风险，说难听点就是胆小怕事。令狐楚一看这件案子中，可能牵涉到当朝宰相高爽，因此不敢做主，马上屁颠颠地前往高府请示宰相公该如何处理。

    高爽是三朝老臣，平时也以这个自居为荣，最是爱面子，听到那个自己连长相都回忆不起来的“亲戚”将自己牵扯进来，觉得很愤怒，于是生气地对令狐楚说：你只要秉公处理便可，其他的不必顾忌。

    令狐楚却会错了意，以为高爽动怒是因为感觉权威受到了损害，至于宰相话里的意思，也不难理解，秉公秉公，这个案子里的唯一受害人就是那位亲戚，既然要秉公处理，当然就是帮冤者伸冤，将作恶者绳之于法了。

    于是，令狐楚回到“京兆府”后，接下了这件诉状，并知会了吏部和御史台，请他们协助办案，将“疑犯”太谷县令向廷贵缉拿进京，自己择日将审理此案。

    令狐楚处理完这些事后，自我感觉非常良好，觉得这次帮助了宰相的亲戚，或许可能巴结上高爽这位顾命大臣，因此到处对人吹嘘说在这件案子中，宰相高爽是如何如何对自己说一定要秉公办案，自己是如何如何敬佩高相公的公正和不徇私情。

    令狐楚在那儿“自得其乐”，却不知高爽已经快气炸肚皮，他对这个将自己牵扯进案件中更深的傻蛋官员，简直可说是已经出离愤怒，心中暗暗决定寻找机会，打击令狐楚。……

    ……宰相在光天化日下被刺，牵连最广的，还是负责京城治安的“京兆府”和刺杀案发生所在地万年县衙的官吏们。

    “京兆尹”令狐楚以严重失责之罪被下狱，“尚书左仆射”高爽还记得当年的一点小矛盾，于是又翻出了令狐楚以前犯过的一些错误，对天子添油加醋一番。

    慧帝一下便听到了令狐楚这么多问题，觉得这个人实在可恶到极点，让这样的人担任长安本地最高长官，实在是将朝廷的中枢置于了非常危险之地，幸好这次刺客的目标是宰相，要是自己，又会如何呢？想想一阵后怕，小孩子的善恶之念又是非常重，便给令狐楚赏赐了一杯毒酒，让他自行了断。……

    ……

    高爽一生遇难不死，仕宦五十年，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无论是政变、刺杀、政治倾轧，都伤不到这个老头丝毫，似乎，除了他稳如泰山的政治手腕外，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运气。

    相传他未成仕时，就曾赋诗一首以表心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因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他认为吉人自有天相，那么任凭乾坤转换，只要识时务不乱方寸，便可以处处通津坦程。

    高爽名言：难得糊涂啊！

    二十八、

    丘度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有人认为他弹劾jianian邪、按狱清慎、明察秋毫，是古代非常难得的以法治国的政治家，但更多的人却对他非议批评，认为丘度是一个手段残忍、构陷无辜的酷吏。

    丘度是福州人，于泰丰八年781年中了进士。当时福州还从没有过中进士的人。这丘度少小贫穷，却极喜读书。当地因为从前没有出过考取过功名的人，加之地僻人蛮，乡里的村民都笑话他，根本不相信他也能金榜题名，登上天子堂。

    丘度不服气，自己写下一首明志：

    草堂栖在灵山谷，勤读诗书向灯烛。柴门半掩寂无人，惟有白云相伴宿。春日溪头垂钓归，花笑莺啼芳草绿。猿鹤寥寥愁转深，携琴独理仙家曲。曲中哀怨谁知妙？家贫耽学人争笑。君不见苏秦与韩信，独步谁知是英俊？一朝得遇圣明君，腰间各佩黄金印。男儿立志须稽古，莫厌灯前读书苦。自古公侯未遇时，萧条长闭山中户。

    诗中，丘度不厌“灯前读书苦”，决心也要腰间配印，搏取公侯。

    但是，在当时权贵士族们以世交、同乡、同窗、同榜相互勾连的情况下，丘度一个来自福州并无亲故的毛头小伙子，恐怕很难有晋升的机会，所以他连续两年参加吏部诠试，但最后也只放了个御史台知杂事的小官。

    按大周的职官制度，这种刚入流品的官员，大概就是一年给七十石米这样的待遇。七十石米如果折合现价，也就是1万元左右，年收入才1万元，对于身为“中央级”的官员来说，确实也不高。再加上“长安米贵”，丘度当时可谓是事业生活两不得意。

    干了一段时间，丘度的事业有了转机。肃宗新皇即位，大赦天下，诏令在京官员，每人升一级官品。

    于是，丘度的官秩刚刚够当年御史台提拔年轻官员的指标，大宗元年底，他被任命为河东道监察御史从事，跟随御史罗宗阳前往河东巡察州县。

    在河东道，年轻气盛的丘度干出了一些瞩目的成绩，比如惩治鱼rou乡里的豪强贾虎、贾彪等人，他又弹劾了不法官员沈从山，上司罗宗阳想要包庇沈从山，结果也被他参劾一本。他这种油盐不进、谁的账都不买的脾性，倒是震慑住了不少人，不过别人不是怕他，而是觉得和这种拼命三郎般的人正面硬碰不合算，因此，丘度虽然业绩沛然，可是老上不升去，明显就是有人暗中给他使绊子。

    大宗三年，丘度终于调回了长安，帮助他的人是肃宗的哥哥—温王武承吉。不过温王不是因为欣赏他嫉恶如仇、明察秋毫的本色，而是喜爱他的文才。

    丘度是进士出身，在他没有出仕之前，是一位才学兼备的青年诗人，写过很多学术著作。在诗歌创作上，他和那些同时期的宫廷诗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他的诗有一种严峻的气势、铮然的风骨，完全不同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宫廷派艳丽奢华之诗。

    温王武承吉是肃宗同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