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网文） (第4/4页)

河，遗址西依太行山余脉红山，东邻鼓山，座落在南洺河北岸的河旁台地上，高出河床25米，此地正处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大平原的交接地区，遗址面积约8万平方米，发现了房址、灰坑、沟壕等遗迹，出土有烧制温度较低、制作质地粗糙的陶器，器形有盂、靴型支架、敞口深腹罐、小口双耳壶及碗、缸、鼎、盘、杯等。石器方面最具特征的是发现琢制的磨盘、磨棒，还有扁平石铲及磨制石斧、石锛、石凿、石镰等，并在窖壁上发现木耒痕迹，还有骨质的鱼猎工具镞、倒刺鱼镖、骨刀、蚌刀等。引人注目的是在灰坑中发现有储存粮食的窖xue88个，经鉴定窖xue中的农作物遗存为粟。参加发掘的考古学者对88个窖xue中储藏粟的容量进行了估算，折合重量为138200余市斤，起码可以达到十万市斤。据14C测定，磁山遗址的年代约在公元前8000～7600年。从出土的大量石斧(达1758件)来看，说明它们已被用来进行采伐林木荆棘，进行砍倒烧光，并具有相当的规模。

    石铲的发现，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已脱离刀耕火种的初期阶段，进入了耜耕时期。石刀、石镰都是收割禾谷的得力工具。从数量可观而硕大的石磨盘和石磨棒来看，粮食加工已成为一项专门的日常作业和生产程序。大批的粮食窖xue证明当时的收获量甚丰，窖****仍贮存有大量的粟谷，也说明人们的口粮已较充裕。与此同时，猪、狗骨骼和鹿、猕猴、野猪及鱼、兔、蚌等动物遗存的发现，说明磁山人的家畜饲养和狩猎活动仍在进行。综合磁山文化的相关材料，可知磁山时期的农业已较发达，已远远超出原始农业初期的水平。它应该是在峙峪文化、下川文化、鹅毛口文化及徐水南庄头文化，时期早期粟作农业的基础上承继而来的。正是认识到这些从旧石器时代直至新石器文化的内在联系和它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我们曾主张太行山及其周围地区是粟作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磁山文化与主要分布在河南境内的裴李岗文化在文化面貌上有许多相同的特征，在时代上也较为接近。显然，磁山原始农业与河南境内嵩山东麓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原始农业有着相互影响和交流的关系。

    粟作农业在太行山地区发生后，首先在其周围地区迅速发展和传播，其显著特征便是从山前地带向平原地区延伸和扩展，逐步形成沿太行山周围地区的粟作农业区。从出土的大量石质农具、陶器及猪、狗、鸡等遗物看，农业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新石器时代中期又进入仰韶温暖期的最佳时期，也是粟作农业最有利的发展时期。

    太行山地区这一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蚌器，仍以石器为主。石器除个别打制外，绝大多数为磨制石器，并且大多通体磨光，钻孔技术较为进步，器物种类增多，有斧、锛、锄、刀、镰、磨盘、磨棒、杵、臼等。陶器制作进入繁荣时期。出土的家畜遗骨有猪、狗、鸡、牛、羊等。在南杨庄遗址还出土有粟作遗存。从这些遗物所反映的文化面貌看，当时的农业生产已比早期有较大进步。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太行山周围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有进一步提高。这一时期代表性遗址的农业工具已有明显进步，石器磨制精细，种类有石铲、有肩石铲、穿孔石刀、石镰、杵臼等，此外还有蚌刀、蚌镰等，在陶寺遗址还出土一件石犁，这表明原始农业已由耜耕向犁耕阶段过渡。

    太行山地区在粟作农业产生后，在当地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开始向四周迅速传播开来。当然，也不排除太行山以外的地区独立产生粟作农业的可能性，只是后者目前还缺乏足够的依据。

    对于粟作农业的传播，张之恒先生曾指出：“根据现已发表的考古资料，粟作农业的传播路线是，由上述粟作的发源地(太行山和嵩山东麓的山前地带)向西传播进入泾渭流域，向东传播到黄河下游，向北传播到辽河流域。”如前所述，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有相似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磁山遗址与裴李岗遗址同处于黄河下游巨大冲积扇的顶端，时间相近，文化面貌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石磨盘、石磨棒及石镰、石铲器形较为接近，陶器也有相似的类型。这正是两种文化交流密切的反映，也可说明起源于太行山地区的粟作农业曾南下向黄河中游的河南中部、西部及南部广泛传播。据统计，包括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长葛石固、舞阳贾湖在内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已达100余处。其中在新郑裴李岗、沙窝李和许昌丁庄等遗址，都发现有粟的遗存。这些大致说明了裴李岗—磁山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发展的情况。

    豫西地区是黄土高原的余脉地带，又处在太行山及其支脉中条山之南，黄河干流及其支流伊、洛河穿行其间，也是与晋南和关中地区联系交流的通道。在这一地区发现有不少裴李岗时期的文化遗址。豫西地区粟作农业的发展和传播，有力影响和带动了晋南和关中地区粟作农业的发展。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进入仰韶温暖期的鼎盛阶段，南北气候均较暖湿，季风降水几乎波及所有各地，植物生长空前繁茂，华北大平原湖沼进入盛大发展时期，黄河中游黄土与内蒙古东部沙地的古土壤全面发育，良好的生态环境使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原始农业进入了难得一遇的大好发展时期，出现了以粟作为主兼有黍、麦、豆、稻等作物并存的原始农业繁盛的局面。

    在关中、豫西、晋南地区，以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以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和以山西芮城西王村遗址为代表的西王村类型，分别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在洛阳、郑州地区的仰韶文化可以洛阳王湾遗址和郑州大河村遗址为代表。而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则为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中期文化。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粟作农业为主的原始农业发展到了高峰，无论是生产工具的配套和质量，生产规模的扩大还是农作物的产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标志着生产力的巨大进步。陕西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以及山东境内的典型龙山文化的繁荣和兴盛，正是粟作农业发展和推动的结果。与此同时，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仰韶温暖期的环境背景下，在黄河和淮河之间的广袤区域，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粟稻混作的原始农业区。这都为黄河中下游地区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