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祸（一）-玄都观的桃花 (第2/4页)

）并且，斥诏中还大书昭然“虽后更赦令不得原！”，可以说，从理论上来讲，除非宪宗早亡，他们的政治生命已到此结束。

    在大唐放逐的疆界中，朗州（今湖南常德）已算是最外围区域之一，与其接壤的地方甚至还未行王化，即所谓“不毛”（说起来，那个“不毛之地”倒真是大大有名……“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

    值得在这里指出的是，刘禹锡，乃至永贞群臣的流放，倒也算是种瓜得瓜，他们在当时得令的时候，表现的并不好，时人议论，以为王怌跋扈，叔文阴结，就算刘禹锡，也有过因为别人稍不亲附就斥流远藩的记录，新唐书记为“凡所进退，视爱怒重轻，人不敢指其名，号‘二王、刘、柳’。”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已嚣张到了让人在背后都不敢提名字的地步……所谓“行得春风有夏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失势后的遭遇，应该不算是一种意外。

    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批人员又的确有其能力在，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后，帝京当中，终于还是飞出了返京的恩诏。

    ……斯时，为元和十年，距离刘禹锡的外放，已经十年了。

    十年啊……对镜抚膺不忍叹，人生几得再十年？特别是对于一个曾经登上云端，曾经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这远涉山水间的十年，一定有很多刻骨铭心的东西，一定有很多孤夜残漏的领悟。

    （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他或者有所领，却并未有所悟，当然，这是后话了。）

    回到刘禹锡身上来，公平的说，他被召还时的前景并不错，“欲任南省郎”。

    南省，就是尚书省，唐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尚书省的地理位置在三省最南端，故时人名之“南省”，后来宋袭唐制，也是这样称呼。南省郎是简称，即南省侍郎，从级别来说，是四品（刘禹锡当年在永贞革新时位监察御史，只是正八品），从含权量来说，可以算宰相助理，是有里子有面子的一个好位置。

    不过，他没能上任，因为……桃花。

    当时，京中有一座道观，叫玄都观，因为道士很会种桃花，成了著名的社交场所，整天里冠盖云集，热闹的紧。

    话说唐宋时期，社会上的文化气氛不要太浓，但凡有头有脸的人物，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时，没好衣服可以穿布的，没马可以骑驴甚至自个儿安步以当车去，大家都不在乎。可要去了玩了却不写首诗填个词什么的，那，连家里人隔天出门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明白，刘禹锡跑去看花，肯定是要写诗的。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要说，这诗也没什么，大实话，他都走十年了，这些树指定是他走以后才栽的啊，可凡事架不住琢磨，让有心人一听一想，这事就麻烦了。

    “尽是刘郎去后栽”……您这儿话中有话吧？

    “紫陌红尘”这个词的指向意味，是非常浓的，即今日之“大红大紫”的源头，唐人所谓“朱紫富贵”，正是官绶颜色，有此四字，有心人硬说他是冲官场中人来的，那是一点都没法分辨。

    说到对这段文案的评价，套路之一，是“在这首诗中，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刘禹锡作为改革派重要人员的坚定立场，展现了对保守派豪不保留的蔑视以及锐意改革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因此，他受到了保守派（也有书作“顽固派”）的敌视和更进一步的打击……”等等，虽然这大致是在“河殇流”甚嚣尘上的年代里写出来的，可到了今天，好象也还是这样没变。

    这样说对不对呢？不能说完全不对，刘禹锡显然是个改革的死硬派，这首诗也显然写的很有情绪，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再和他十三年后再次看花时写的另一首诗连起来读，就更能看出他的态度真是始终如一。

    （十三年后，刘禹锡再被召还，用为主客郎中，可他也真是性子倔，偏又跑去玄都观，一看，哦？现在没花了啊？没花我也写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也就罢了，还自已写个序，叫“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你说，这几句话向外一放，那些当朝的“兔葵燕麦”能待见他么？虽然这次倒没被再赶出京，不过……也的确彻底断绝了自己的仕途。）

    但是，如果只分析到这一层，只把过错归结到所谓“保守派”身上，我认为，也是不对的，或者至少是不全对的。

    至少，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写诗的是刘禹锡，但翻翻历史书，我们却会看到，被逐贬出京的是一批人，一批，均在十年前被流为远郡司马，刚刚蒙召入京的旧臣，其中有柳宗元、有韩泰，有韩晔……都是永贞革新的干将，“二王八司马”（顺便说一下，这里也算是一个旁证，说明在唐朝时，“王八”还不是骂人的话……）的成员。就算他那首诗实在是惹着人烦，可另几位又算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科学中，有个基本原则，若理论不能解释事实，那这理论就一定是错的，放在这里，所谓“保守派”疯狂迫害“改革派”的理论既然不能解释这些事实，那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的说，这个理论肯定是错的。

    事实上，“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称呼根本就不合理，若以当年“永贞革新”时的目标来衡量，宪宗年间整顿外藩的成绩堪称斐然，史称“元和中兴”，可以说是王叔文们那时都未必敢有所想象的漂亮。若国家已的确较当年更加强大，若永贞革命者们的理想已在被逐渐践行，那，仍然站在远方，愤怒并继续孤立自我的行为，又该如何评价？

    请记住，刘禹锡的被召回，并非一个单独的行为，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十年前一齐摔倒的众多同志……这说明了什么？

    天子。是天子有意起用新党。只有这样解释，才能说圆各种事实。

    当然，从史书上来看，似乎不是这样：各种记载中，皆说是“宰相欲用”，“相爱其才”等等……不过，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

    至于这一决策的原因，两个字可以解释……朋党。

    永贞革新最大的负面影响，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