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2） (第2/2页)

禅学，他即皇帝位之后在圆明园新增的建筑也多以唐诗宋词中的田园意境为蓝本，时常装扮成农人樵夫逗留其中，大有寄情山水之意。而康熙晚年的那场兄弟之间剑拔弩张、互相公然为敌的情况下，可以说夺取皇位已经不仅仅是满足某人野心的问题，而是关乎到自己在康熙百年之后是不是还能保住这可项上人头的问题。总体而言，康熙的儿子们在在康熙执政的最后二十年内因该都是属于极度缺乏安全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医学似乎对因童年阴影及青少年时期经历所造成的皇室典型性安全感极度缺乏的病例基本上是无药可医，甚至是连缓解的药物都没有固定的，其反应出来的症状一般就是多疑，尤其疑人，而且怀疑谁就得杀谁，留着自己寝食难安，衣带渐宽，所以不杀不行。有个别病情严重的，甚至是杀了也不行，比如说雍正虽然把自己的兄弟几个能杀的都杀了，不杀的也折腾半死，就算咸鱼翻身仍然是咸鱼，本来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但没想到仍然没有丝毫轻松的感觉，甚至还没有自己当皇子的时候来的安稳，因为那个时候他至少还清楚自己的敌人是谁，满打满算就他们这哥儿几个，心里有底，当了皇帝就不一样了，天下眼巴巴地盯着那个位子，想去他性命的人多了去了，还都是他在明，敌人潜伏在暗处，而且这些敌人的目的动机都不尽相同，有为皇位的，有为报仇的还有为出名的，当真是防不胜防。

    雍正皇帝恐有不安却无任何解决之法，只能自己憋屈着，越憋屈，就越觉得周围的人心怀鬼胎，疑心越重心里就越憋屈，由此终于形成了难以缓解的恶性循环，看谁举荐下属都觉得是结党营私，看谁弹劾同僚就觉得是党派纷争，发展到最后是看个奏疏都觉得被人改动过，很不得把整个中央机构乃至地方机关都搬到自己眼皮底下来办公他才安心，因此雍正七年这个不在清廷计划内诞生的官署——军机处很适时地迎合了雍正这一心理，首先，军机处与雍正寝宫养心殿比邻，不仅方便圣上不定时查岗，军机处的官员们也能将国家大事及时向雍正报告；其次，人数少，容易管理；再次则是官员都是从各部借过来的，可以随时替换，人口流动性加大也就不好缔结过分深厚的个人感情，一切人等皆以皇帝之利益为利益，皇帝之危难为危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老老实实地当政治顾问。

    军机处在紫禁城里有了正式户口，雍正皇帝心满意足充分发挥自己的劳模精神，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对于办理军机处这个秘书机构甚为满意，办理军机处职权日涨，从策划军事行动发展到国防，税收，政务，刑狱官员考察任免无所不包，总之只要是大臣上的折子先交给军机处再说。雍正驾崩后，他的儿子——同样对一切都充满控制欲望，喜欢国家大事一把抓的乾隆皇帝更是十分珍惜其父留下的这份遗产，将办理军机处更名为军机处，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使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军机大臣是无日不被召见，无时准备着领命办事，就连皇帝出游，也有军机大臣不离左右，其人员配置也随之增多，仅军机大臣而言，最初是三个，后来发展成了八个，九个，最多的时候有十一人。嘉庆年间始定军机处满汉章京人数共三十二人，军机大臣数量仍无定制。乾隆过后的几代皇帝虽然都没有其祖辈和父辈的干劲儿，但也都是乖儿子，不敢违背祖制，军机处的人员只增不减，地位只升不降，一副江山永固之姿态。

    沈哲初赴军机处就职的时候还颇有些神圣和自豪，毕竟这个国家最高决策机构是全大清士子的终极梦想，他固然不属于这些士子之列，但这份正式进入国家中枢的优越感也不难让他为之忘乎所以的骄傲片刻。

    的确，沈大公子飘飘然的心情也仅仅只持续了片刻，不是他宠辱不惊而是现实实在太震撼——

    军机处狭小的空间内满满登登地挤了将近二十几号人，没有人的空地堆着小山一样的奏折，提案充斥着，基本上没什么下脚的地方，这个全国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外人想象的那样想唐代的修史馆那么惬意曼妙，能让人气定神闲，工作享受同时进行。

    满清政府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觉得哪儿都是天大地大，丝毫没有空间有限的观念，因此，虽然军机处百年来生命力旺盛，人口进入率远远超过输出率，可办公地点却未见加赠，整个军机房在沈哲看到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比拟农村里过年过节去赶集的牛车——一个车板上恨不得要四世同堂。

    沈哲几乎又听到了年初，在从保定来京城的路上，张树声意味深长地对他说的那句：“京官不好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