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7） (第1/2页)

    1794年三月至九月间，大西洋或者印度洋上某个风平浪静的深夜，在中国碰了钉子的英国大使马嘎尔尼痛定思痛，总结原因，终于把自己从这次失败交涉的责任中摘了出去，万千感慨随风侧畔而过後，终于提起笔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一段被后世引为经典，在各个版本的关于这一时期著作中出镜率高达九成的，对18世纪末期中国的评判：

    “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当年马嘎尔尼来华并不像清政府当局所认为的那样单单是来给****上国的九五之尊拜个寿，送几件怪模怪样的在乾隆皇帝和列为大臣眼中真正称得上是薄礼的贡品，顺便提几个符合其蛮夷身份的无理要求这么简单。

    看看他的行程就不难发现，早在其进京参拜这个国家的主人之前，就已经沿着大清漫长曲折的海岸线仔仔细细地走了一遭，对这个被当时的欧洲人所狂热崇拜着的东方神秘而富庶的国度进行了在当时来说比较深入的考察，对中国的沿海军事以及风土人情都进行了较为客观的了解和评判，其“破船理论”更是在半个世纪之后即中国开始沦为所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惨剧之时流传甚广，甚至曾在一段时间内被奉为至理名言。

    但沈哲对这段话却有另外的想法，马嘎尔尼对于中国这艘“残破的**”触礁之后的预言固然被事实证明没有大问题，只是“中华帝国”这艘“残破不堪”的“旧船”之所以没有“沉没”在沈哲看来似乎和他的掌舵人的贤明智慧与否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要稍微设想一下情况就可以十分明朗化，如果马嘎尔尼在1793年从英格兰带来的不是盛满西方先进器物的商船，而是不逊于半个世纪以后直逼大清沿海脆弱防线的坚船利炮，纵使乾隆皇帝的气魄胜于道光和咸丰千倍万倍，可以让八旗、绿营乃至于全国百姓得到强大的精神支柱，并释放出无与伦比的斗争热情，前仆后继，奋力抗敌，以死报国。

    但是精神的力量再强大，到了和科学的力量相抗衡的时候，还是必然会显现出了其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本质。

    虽然在沈哲从前的那个时代，太平洋彼岸某个吃穿不愁，喜欢把人的行为性格用公式表示计算的国家有研究结果显示，人的潜力一旦被某些特定环境全面激发，产生的动力无法预计以至于超出人本身身体承受的极限的几倍，更有形象的具体说明表示人类甚至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逃脱一只老虎的追捕。

    不过老虎虽然是猛兽，毕竟也是血rou之躯，说到底和人一样都是由蛋白质和核糖酸等有机物构造而成的生命体，既然是生命体其运动就必然受到各个方面的干扰，就上述人和老虎的例子而言，两个生命体的原动力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干扰因素——对于人而言，放慢脚步，就等于会被老虎抓住，被抓住就基本上等同于没命，所以人的行为虽然是以奔跑为表现形式但其本质实际上是保命，但是老虎就不同了，跑慢点对其不过就是抓不着这个猎物，少吃一顿他死不了，甚至一个人的分量对于一直成年虎而言不过就是塞牙缝儿的零嘴儿而已，试问，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对买零食这一行为付诸拼命的热情呢？答案自然是否定。

    从另一个方面讲，科学家虽然提出了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速度上战胜老虎，但是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提出在全面激发出潜力的同等条件下在速度上可以超越汽车及一系列以工业革命后的能源为动力的交通工具，而众所周知，就算有再大的精神力量，其能够达到的程度只有像黄继光那样用自己的rou体堵枪口，像邱少云那样烈火焚身毅然不动，他们的精神可以让他们支配他们的rou体，但不能因此改变他们皮肤组织的密度，也没法让他们在大火和子弹下还能生还。

    因此，就算是乾隆皇帝拥有镇守京城甚至是御驾亲征的气魄和胆识，其结果也不会比1840和1860年所看到的结果好多少。

    而从另一个方面讲，就算是这个掌舵人昏庸无能，那取代他的人也必然不会是其它船上上来的人，而极有可能是最底层的那些摇船桨的那些个劳苦大众，他们不会认为这个船有多破多旧，在他们的意识里，这条船就应该如此，而他们作为新任掌舵人的任务，无疑是让这艘船继续逆历史潮流而行，其结果也很明朗，如果没有外来的惊涛骇浪或是别的船只撞击，不管掌舵的人强悍还是懦弱，这艘船仍然会继续航行下去，这的确是一个国家的病态，但这个病态却难以以个人病症具体化，因为其治疗方法不是以外用药物抑制，而是在保留病态的中心的同时，自动将坏死部位进行更新，整个船上最高权力的新陈代谢秉承了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小农经济特色——自给自足。

    更何况，如果马嘎尔尼在京城多逗留些时日，跟他口中的“中华帝国”的公务员们交流交流国际经验和心得，很快就能发现，这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