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9） (第1/2页)

    沈哲只听到两个连接紧密的“啪、啪”声，一份奏折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脚前。

    载淳这个扔奏疏的动作，无论从投掷角度还是用的力道上都扔得很有水平，在荀同庆、李鸿藻这些外人看来，皇帝的意思似乎是大发雷霆，要把这封奏折，甩在沈哲脸上以泄其心中怒火，但是最终奏折不过是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稳稳地落在了沈哲的脚下。

    对于自己的“失手”，载淳显得有点不甘心，眉心紧紧地拧了起来，高傲地稍稍扬起下巴，道：“沈卿家，这祸事可是你惹出来的，你看现在这乱局该怎么收拾？”

    沈哲弯腰拾起地上的那份奏折，但注意力却集中在余光范围内的荀氏父子和李鸿藻一行人身上，对于沈哲来说，这些人就算是不知道这奏折里写的究竟是什么但是收到的风声肯定比他沈哲要多得多，此时此刻，这些人的态度就是事态发展的晴雨表，而其准确度绝对高于100多年后的天气预报。

    在这些人中，恭亲王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但偏偏恭亲王早已把喜怒不形于色地功夫练就到了最高境界，面色上无波无澜，看不出有任何情绪，而荀同庆和李鸿藻这两个人虽然历经宦海沉浮，但到底是文人出身，况且均以他沈哲为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根本不放在眼里，倒是在面色上还有一些颇为幸灾乐祸的喜色。

    朝廷中的事儿，总是有几家的欢喜就必然会伴随着几家的愁，荀同庆和李鸿藻这些人要有好心情这个“上层建筑”，基本上得以他沈哲的倒霉为“基础”，这一次计划外的面圣看来他是凶多吉少。

    但细想一下似乎又并不是如此，刚刚载淳朝他扔奏折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看见载淳的嘴角略微向上勾了一下，虽然只是转瞬即逝，还是被他准确地捕捉到了，以沈哲的经验判断，这样的表情明显地表明载淳的心情不但不紧张，反而和荀同庆、李鸿藻这些人一样愉悦，这就显得有点矛盾，沈哲可以说是载淳现今在朝中唯一一个自己人，但凡载淳的智商达到了平均水准也该明白就算是想学汉高祖来个兔死狗烹，现在肯定不是时候，因此，以载淳的表现看来，他的前路不但没有任何危险，反而还会很是光明，甚至是可以在一些他念念不忘的“死角”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

    而沈哲向来自信，脑子里根本就不会产生什么“是不是看错了”这类的想法。

    从弯腰拾起奏折到翻开，不过短短十秒左右的时间，屋内几个人的表现已在沈哲的脑海中飞速地组合、分析，最终在奏折中的第一个文字映入眼帘之前，嘴角露出一个漫不经心地笑意，对这次廷议做出最终判断——此中有戏。

    沈哲将手中奏折草草浏览了一遍，大概用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而在这短暂的十分钟的时间里，荀同庆也在一直不露声色地观察这个最近风生水起的年轻人的反应。

    荀同庆其实早在两年前大清派遣考察团远赴欧美的时候就已经有些坐不住了，他是典型封建时代中常见的那种范仲淹式“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物，对于捍卫孔孟之道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直使他备受煎熬，而另一方面朝廷的冷漠和无情又让他感到耻辱和无奈，更何况，当时的大清朝还是由一个女人掌权，而且这个掌权的女人甚至不是正宫娘娘，仅仅是咸丰皇帝的一个妾室，甚至没有向康熙朝的孝庄太皇太后那样有一个良好的出身，这些就让他更加情难以堪。

    而从客观上讲，朝廷当时也被他折腾得自讨没趣，老早就放弃了“三顾茅庐”的热情，两年来，他连个下台阶的机会都没有，复出的事也就一直耽搁着。

    直到朝廷放着太和殿的复建磨洋工却大力着手去给洋鬼子修什么娱乐场所，京城大街小巷进进出出开始有黄皮肤黑眼睛的“洋人”他才开始意识到现在乃是道统存亡之际，不能再计较个人颜面得失。

    恰巧此时慈禧太后架不住清流派的诚恳请求，象征性地关心了一下这位已下野多年的老人家的生活现状，结果去慰问的人多嘴跟这位看似一心向着田园生活的“隐士”问了一句有没有接受朝廷返聘的意愿，其实这只是例行公事得一句问候，通常谁也不会当真，可偏偏这位荀同庆大人等着的就是你朝廷给个坡，他好顺势下驴，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竟一口应承下来，当场让那个送慰问品的倒霉蛋儿惊得目瞪口呆，慈禧太后这边当然也没料到竟然出了这么一个结果，悔得连肠子都青了。

    但是反悔却也不现实，荀家家大业大，历经数代而不见衰势，其在朝野上下的故吏门生比之东汉时期四世三公的袁绍怕也是有过之而无一不及，更何况她一天到晚说什么朝中乏人，天下正是多事之秋，用人之际这些话，就更加不可能在此时拒绝这位至少是清流派眼中是“栋梁”的这位老臣的忠心，连载淳和沈哲都不知道，西太后急急忙忙地跑到京城郊区去避暑固然是要对二人进行例行试探，但是也不得不说其另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则正是有意要躲这个由乾隆皇帝亲自赐名的荀同庆。

    沈哲这厢可没意识到自己正在接受这位当朝一品大员的注目礼，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完这份奏折他必须全身心投入。

    看到一半的时候，沈哲才陡然发现，要不是这份折子，他几乎都要忘记在大清国的政府机构里还有这个他曾经挂过职的总理外务衙门。

    这倒不是因为他沈哲健忘，只是作为一个中央官署而言，这个没建立几个年头就基本上失去了其作用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确太缺乏其存在感，名义上总理衙门似乎是大清国的外交部，但实际上其权利却是在被限制在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之下，在加上此段时间之内中西关系正处在难得的和局阶段，一时间让在同治初年风起云涌了片刻的总理外务衙门比内阁还清闲。

    而这份奏折的内容，说是总理外务衙门的奏疏还不如说是总理外务衙门向朝廷转达法兰西大使馆的最新表态。

    中国和法国的关系在中英没有订立同盟的时候起就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法兰西虽然拥有着欧陆头号强国的名号但是政权更迭着实太过频繁，迄今为止，最长的一个没超过过十八年，最短的只有百来天，这就让自古热衷稳定的中央朝廷应接不暇，再加上法兰西虽然人文主义底蕴深厚，文化发达，拥有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但清朝政府当局对欧洲看重的也不是他们一贯自信的文学功底，而是法国人比之欧美各国少有建树的科技方面，这也就促使了在清政府这个力主洋务，加温中西交流的契机中，法兰西退居到二线的地位。

    中英秘密同盟订立以后，清政府就更加与法兰西保持距离，既不去惹他，也不会有多热乎，基本上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

    这两个皆处在政府重心边缘的物质能相互结合并且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外力的影响。

    很明显，这个“外力”不会自己毫无理由地产生，而是由作为这个世界的意外外力因素——沈哲所导致的。

    不过，和以往那些都是由于蝴蝶效应而间接导致的特殊事例不同的是，这件事是由沈哲一手策划的，是他实践半年前对章云平那个关于“让朝廷允许私人办厂”那个连章云平都几乎要忘记的承诺的计划中一个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