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12 (第2/2页)
沈哲和载淳两个人一个说得慷慨激扬,一个听得兴致盎然,谁也没注意到在荀同庆眼底那股自打沈哲迈进殿门就开始涌起的敌意已经在逐渐消退。 荀同庆一点也不否认自己对这个姓沈的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大的偏见,从其李鸿章义子的身份到从头到尾的“假洋鬼子”做派,都让荀同庆和他的清流派成员觉得称之为“败类”亦不过分,不过他开始并不觉得自己带着这样的偏见有什么不对,他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人能跟京城中的洋人们好得像穿一条裤子似的,其品行能优良到哪里去。 以至于自打这场廷议开始,只要是沈哲讲话,荀同庆本能的第一反应不是判断这个人所说的话是对是错,而是怎样去反驳他的观点,直到此时,荀同庆觉得反驳起来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才猛然意识到,眼前这个看上去有些狂傲不羁的年轻人说的话似乎并没有错,不但没有错,仔细思索一番还觉得似乎是很有道理,心下立刻对此人的印象大为改观,虽然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年轻人的品行怎么样,但是至少从他刚才的话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不急功近利,肯办实事的人,至少他的见识并不浅薄。 甚至觉得朝廷之所以这么多年来和西洋纠缠不清,就是因为朝廷里的官员们太怕和洋人打交道,因此一旦出了事端,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求将事态尽快平息而从没有为真正解决中西关系而做一个长远的规划,或许现在的朝廷正需要一个像沈哲这样不怕和西洋人打交道的人,来和西洋人彻底做个了断。 荀同庆突然发现,此时此刻他并不像去在脑海中搜遍二十四史找出什么反例,反倒很想听听这个年轻人能说出什么“妙计”。 一个时代的主旋律往往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虽然荀同庆的学识与阅历都是沈哲遥不可及的,甚至连沈哲自己都没有要说服这个人的心思和行动,但却在不经意间已经开始扭转这位三朝元老的态度,这并不值得奇怪,因为真正起到强大的推动力作用的,并不是沈哲而是后世人们常常说到的“历史潮流。”
如果沈哲可以用他向来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此时荀老先生的转变,再稍稍的推一下波,助一下澜的话,说不定可以提早打造出一个张之洞式的人物,可这项行动却偏偏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又不在老天给他安排的任务之内,天命有常,连尧舜、桀纣都无可左右起存亡,荀同庆和沈哲就更没这个本事。 以至于沈哲接下来的话就让荀同庆对这个少年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善意消失殆尽。 荀同庆只听到那个年轻的南方人cao着不带一点南方口音的官话道:“依微臣之见我大清可暂时不对法兰西回复,当务之急则是在朝廷和西洋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避免朝廷的利益与西洋的利益进行直接接触,务必让西方人明白,不是朝廷对他们不友好或是不给他们面子,而实在是朝廷也无权干涉,因此就算是给朝廷施加再大的威胁也没有意义,这样的一个‘缓冲地带’一旦形成,不但法兰西的问题迎刃而解,也省去了日后与各国之间的麻烦。” 沈哲说话总是要夹带一些让人云里雾里的新鲜词汇,经常与其接触的同治皇帝和他叔叔恭亲王早已习惯了。 载淳虽然不是很明白“缓冲地带”一词作何解释,但大体意思上还是听清楚了,想来是相当于两个国家一旦接壤,只要不是一个极强、一个极弱无论两国有多文明开化、通情达理也必然会就领土问题产生摩擦,但是如果隔了一片海或者是一个国家甚至是多个国家的话,摩擦发生的概率就要小得多,这就好比三百来年前当欧洲人还执着而顽强地在大陆另一端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和地中海那个大池塘的时候,中西关系是很和谐的,但一到他们跨越了大西洋,印度洋,甚至是太平洋,在印度,越南这些地方建立据点之后,中西关系的裂痕就开始越扯越大了。总之,这个“缓冲地带”绝对是一个好东西。 “那沈卿家以为,究竟要以何为这个……‘缓冲地带’?” 沈哲沉吟片刻道:“在朝廷与西洋各国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其目的是作为朝廷的屏障,对朝廷形成庇护,因此这个‘缓冲地带’必定是要在朝廷的掌控之下,但是又要让西方人认为朝廷对其并没有控制能力,这么看来,可以担当此任的也只有商贾了。” “商贾?”载淳颇为怀疑地眯起眼睛,他不是一个守旧的人,但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倒不至于对商人有什么太大的偏见,可是毕竟这是一个“士、农、工、商”的社会,虽然封建政权其最本来的初衷是防止商人垄断国家财富才重农抑商,但在这个制度延续了近两千年后的晚清,商人早已失去了朝廷“假想敌”的身份,变成了毫无影响力的角色。 因此,载淳实在是想不到商贾如何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更不知道他们该如何起这样的作用。 沈哲很坚定地点了下头,解释道:“在我大清,天下之民,莫非王臣,农人也好,商贾也好,必以朝廷之命是从,但是在西方则不然,他们对个人的私有财产尤为看重,就算是农人也能把君主告上衙门甚至还能打赢这场官司,在西洋人的观念里,朝廷根本无权干涉商贾的行为,更别说剥夺他们的财产,左右他们的生意,因此,微臣以为,此中西观念之异正好可以为朝廷所用,将江南制造局的长江营运之权以‘兴旺大清商营’为由转卖给商贾,由私人经营之,西洋则再无威胁朝廷之借口。如此一来,即撤出了江南制造局无开罪于法兰西,却可以以其他理由打消英吉利的疑心,最重要的是,长江营运之利,仍可充盈府库,不至于全然落入西夷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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