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旧作《试为史可法辩 》 (第1/2页)

    原标题名为《愚忠乎？无能乎？试为史可法辩》

    中国的民族英雄，大多死于非命。要么死在自己人手里，要么让敌人砍了脑袋。可见成为英雄不是件好玩的事，是要拿性命来担当的。如果有人说此类人为成一己之名，而牺牲自已和家人甚至千万百姓的性命，我是绝对不能赞同的。正如有人说大明的文学博士方孝孺宁死十族而邀名，那实在是让我想不通的。，方孝孺眼看着弟弟方孝友行刑，泪流不止，其弟却是个狂热分子，当场赋诗云：

    阿兄何必泪潸潸，

    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

    旅魂依旧到家山。

    古人都讲究个天地君亲师，不管现在看来对不对，在当时可是先进理论，是符合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当大宋的准南军区司令员岳飞同志高唱：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时候，我们不能想象他把歌词改为：沿着胜利的大道前进，待英勇的指战员打跨敌人，向祖国人民三鞠躬，―――这种要求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在岳飞同志看来，高宗皇帝就代表国家，忠于皇帝就是忠于国家；如果我们试图让他抛开这一点，就属于拔苗助长，岳飞同志注定要愚忠的。同时，正如我们现在还不能把日本人当成朋友加兄弟一样，史可法也不可能把女真人当成中华民族的五十六朵花之一。

    所以我的立论是，古人的精忠报国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如果你不同意我这一基本论点，那么显然你可以转移目光，去欣赏一下1931年东北军副总参谋长荣臻的：不准抵抗，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那显然也是精忠报国，而且不抵抗也就保证了东北百姓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显然就比史可法守扬州害死几十万百姓高竿的多了。

    对史可法的非议最早当来自他身边的幕僚阎尔梅，他责备史其一意退保扬州，战略上保守，军事上无所建树，曾作诗讽曰：

    左右有言使公惧，

    拔营退走扬州去。

    两河义士雄心灰，

    号泣攀辕公不驻。

    难怪古龙说身边的朋友最可怕，果不其然。这位阎尔梅先生在现在看来算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史阁部聘请的专职参谋，他应该最清楚也感同身受史可法的苦衷与无奈，史可法在崇祯十年始巡抚安庆、庐州、太平四府。。。。额兵万人。。。。这便是他手里掌握的完全可受他指挥的军事实力，当清兵南下时，他传檄诸镇将领齐集扬州，竟无一人可应者，顾诚在他的《南明史》中所总结，。。。。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顾诚先生是大家，我不敢乱说什么，但我想请教，一个手里掌握着一支小股地方军队，一个受着昏君jianian臣掣肘的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史可法，在那样的局面下，能掌握住那些拥有着强兵数十万而自重的诸镇将吗？我们的开国领袖*同志早就指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同理，自已拥着强大武装才能谈节制，否则，这种节制，必然落的个失败的结局，这种情况，是个人能力无法改变和左右的。

    补充：史可法初始在朝，任贤使能，设江北四镇，认为无江北则无法守江南；他在朝的短短时日，南明便从风雨飘零中慢慢确定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后来马士英不顾朝命，带兵入南京，又劝史可法离京，为避争斗，史可法主动离开中央，这正是南明失败的开始。做为一个没有实力的文官，完全凭权威和大义说服内斗的江南黄得功和刘泽清，使得刘泽清后来抗清力战而死，这完全是史可法的个人魄力和能力所致。

    对史可法的指责还有李天根认为史可法在拥立福王为帝一事上未能坚持原则，一争到底。其可有重于选君择相事乎？或曰：不可，然其已屈服。或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