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龙：解读三国食货志 (第2/2页)

来，西汉时，人口还在买卖，奴隶到了高龄仍被迫从事艰辛的劳动文书还有留下的可以为证，但到东汉的光武帝刘秀，还知道“天地之性人为贵”，先是下令不许虐待奴婢，后来又立法禁止买卖人口。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可是到了三国时期，倒退回去，买卖人口又盛行起来。他们被当成牲口一样上市买卖，而就且被叫做“生口”，只比牲口差一个牛旁了。

    “生口”的货源不仅是汉人中的“罪人”及其家属和战俘，还有劫持绑架来的老百姓。汉人聚居地周边的人，也是被掠夺为“生口”的对象，曹丕时，其将军曹真，一次战役就从胡人那里获得十万“生口”。南边的吴，则以山区的山越人为捕捉对象，前前後後也是数以万计，还曾把一些个子矮小的山民作为礼品送给外国。

    不仅是“生口”，那时的“客”和“士”也是固定依附于一定的主人，为主子干活卖命（孙策就是被许贡的客刺杀的），只不过对他们在劳动量上的要求，不像对奴婢那样无限制。人身自由也多一点，但仍是有限的。

    士和客，都隶属于一定集团，是世袭的，他们的子女把他们的身份也继承下来。士是职业兵，士的儿子还得当兵，士的女儿不能嫁给士以外的人，而且可以由上头作主分配。

    只要有奴婢这个层次存在，在上面层次的人便会觉得，自己的处境还算不错，同时还有希望爬上高一点的层次，譬如打仗卖命立了功。三国的争斗，那么多将官士兵还真肯卖命，道理也在此。而想到还应为奴婢争取人的尊严的人也就很少了。

    中国的人身依附和等级制的作用，在三国时期，看的可以格外清楚。

    对中国普通人来说，无论给哪那个皇帝当子民，都是没有自己的独立与人格，而在这种体制下，而供养一个皇帝，总比供养多个皇帝负担轻一点。我看这是人民总希望大一统的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道这里，今天的我们会纳闷。那时的人为什么不要求自由独立呢？要知道在那时，你要没有依靠到一个有势力的集团，游历在社会上，正是被掠夺去卖为奴婢的对象。投靠一个集团，好歹能有碗饭吃，外人也不大敢欺侮。这种人身依附的必要，不仅在三国时期，後世在也继续下去。而人们也就习惯了。

    （三）用暴力解决土地问题，代价太大了

    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造成中国社会不稳定直至动乱的根本原因之一。东汉末年，就是这个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才会有黄巾的兴起。《三国食货志》让我们看到，进入三国纷争时期，耕地不是问题了，官家有的是地可以分配。曹cao提倡发展农业，还有官家的牛可租用。那时在中原地区，大片土地荒芜，连首都洛阳附近，也是树木成林。而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非常明白和简单，地还是那些地，人少了。原来的地主大多已被消灭，大片土地自然成为官家所有。在受动乱影响较小，还有地主大族存在的敦煌地区，采取了将大户过多的田地分给贫困农民的措施。

    有一阵我得到的教育是，分掉地主的田地，就是挖掉封建主义的基础，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按人头分田地，还不许买卖，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就已做过多次，但土地问题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新的豪强仍会出现，土地又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再次拉大，于是新的一轮动乱开始，再次杀人盈野，再次有了闲空的土地。因此这种作法，虽似乎可奏效于一时，但付出血的代价也太大了。《三国食货志》提供的就是一个例证。

    在《三国食货志》中收有一条史料，刘备进成都以後。一度想把成都城内的房屋和郊区的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而这些地是有主的，这样办，和清兵入关後，旗人跑马圈地差不多了。亏得赵云向刘备进言，说不能这样干，干了会失去人心。刘备还算明白，没有实行。但当时能出现这样的主意，说明这种作法在古时是有的，把得到的江山视为自己的战利品，在那时是被认为合理的。

    《三国食货志》中还记有一条何宴等人将魏国农垦部门桑田数百顷窃为私有的事。何宴作为“拖油瓶”成为曹cao的义子，后来又当了曹cao的女婿，他干这些事时据曹丕代汉不到20年，新贵们的腐败也够快了。他这一案被揭出来，是司马懿夺权斗争的需要，没揭出来的应该还有，而在司马氏当权，特别是三分归一统，皇帝的位子似乎坐稳後，权力和财富集中到豪门大族的腐败行为发展的速度更快，晋武帝死后不久，又一次天下大乱，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也未能将政治清明维持多久的一个朝代。

    （四）曹魏兴修水利的教训

    三国中曹cao最重视农业，曹魏垦荒的面积最广，这对曹cao统一北方和实力盖过南方，起了重要作用，曹cao的兵有粮食吃。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袁绍的兵缺粮，不得不吃桑椹和枣子，袁术的兵则吃螺蚌和水草。不用打，胜负已不难看出了。

    在中国,要繁荣农业,必修水利,三国中,曹魏兴修水利最多也最早。<《三国食货志》收集到的就有：芍陂、茹陂及七门吴塘诸，郑陂，鄢汝新陂，小弋阳陂，戾陵堨，车箱渠，淮阳渠，百尺渠及颖水南北诸陂，成国渠，临晋陂等水利设施。这里的陂就是水库；堨则是拦水坝。

    这些水利设施的建成，在当时都收到很好的效果。如：青龙元年即公元233年，从今天的陕西宝鸡到兴平开渠道，修水库，引水灌溉，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充实。在安徽、河南等地的水利工程也使粮食产量倍增，而且规模大。

    但是，日子久了，有些水利工程的的负面影响就显示出来了，如所占土地面积广大，但蓄水能力差，大雨后洪水漫掩，更易成灾；而这些占去的土地本是农田，人口增长起来后，这些地值钱了，因此到晋朝初年就把一部分水库挖开废了。

    对此，父亲发了一通感慨：魏诸陂多遏流水造成，颇背自然之理，且修治弗坚，常虞溃决，故虽收一时之利，民苦其害。又诸陂积水所封掩之地，面积至广，在土旷人稀之时，自不患无馀地蓄水，而在户口渐增之後，则诸陂之封淹广土，资足增加耕地不足之恐慌，水利反成水害，不能不归咎於兴治者之图近志远矣。”

    他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但从事物的历史变化中，看出了问题。

    父亲还发现，有些水利工程，效果久远，经住了历史的考验。李冰领导建造的都江堰就是一个。所以西蜀没新修多少水利工程，但从都江堰繁荣获得不小。魏时在安徽兴建的几个水库，到宋朝还在发挥效用。历史是一面镜子，有些事，当时分不出优劣对错，经过时间的考验，一般人都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