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定陵 (第2/2页)

山陵，陵祭事毕，来到九龙池、神仙洞、清凉洞等处游览。最后，神宗与两宫圣母登望大峪山，决定就在该地建陵。当时的大峪山还叫小峪山，神宗命改称为大峪山，与父陵后山同名。

    虽然大峪山被明神宗认为是“万年吉壤”，但在动工过程中却出现了不祥的预兆。定陵自1584年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两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相当有进展。但此时，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却出现了意外，挖出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有大臣提出重新择定陵寝的地址，但让人意外的是，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一反常态，称祖宗山陵既然位于天寿山，后代子孙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虽说如此，朱翊钧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于是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六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xue非真。”要知道朱元璋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

    明神宗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处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不吉利的地方建陵？按照明神宗自己的说法是：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此山。这种说法似乎是出于无奈之举，因为昌平地区作为皇家陵区是明朝第三个皇帝永乐皇帝圈定的。但事实上，明朝自从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后，就一直受到外患的威胁，一直是采取守势。长城以北的蒙古人不时地进犯明朝边塞，就是当时的京师北京也不例外，在明世宗时两次受到战争威胁，甚至不时有大臣提出迁都。在明中叶后，昌平还不时受到水患的侵袭，至发生了浸泡皇陵的现象。为什么明神宗还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候选择这里？有人猜测说，明神宗顽固地坚持在这个大臣认为不好的地方建陵，是故意和群臣作对。神宗早期，正是张居正当政十年，国力有所增长，矛盾有所缓和，外患相对来说也还不太严重。张居正当政时对神宗管教比较严格，神宗也将张居正当做偶像。明神宗亲政后，发现张居正也有贪财受贿之举，心中崇高的偶像幻灭，按现在心理学来看，就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于是全面否定张居正的政策。这时被张居正所压制的小人就纷纷落井下石。但明神宗本身并不是傻子，而是一个极端聪明人，他看穿了这班大臣居心叵测，觉得所有的大臣都是表面正经，实际是一心谋私，没有真正的爱国之人，也就是没有对自己尽忠之人。极端的失望导致神宗走向极端，后30年，神宗基本上不上朝理事，就是这种极端失望心理的发泄。正是因为如此，在最初选址的时候，神宗可能是出于无奈，在其后神宗也觉得不适合，但是大臣提出的反对意见越多，他却越是要坚持，这就是那种对大臣极端仇视的心理在作怪。但无论怎样，在出现“重大”不吉利的现象后神宗仍选择在大峪山建陵就成为了历史之谜。

    定陵在以后的岁月中的确是屡经磨难。由于朱翊钧搜刮了量民脂民膏，定陵多次遭到盗墓贼的“光顾”，不仅如此，定陵还屡遭火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正义军攻入昌平，地上木构建筑大部分被焚毁。同年清兵入关，陵园再遭破坏。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修葺时，祾恩门、祾恩殿被缩小规制重建，但民国年间再次被焚。陵园建筑中只有宝城、明楼、重门和陵垣始终未遭严重破坏。

    如果按万历一朝对定陵风水的争议来看，这块地方的确没有选好，神宗给自己的子孙和大明帝国“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灭顶之灾。当政48年的神宗一脚踏进坟墓，他的子孙就一个比一个命短。他的儿明光宗朱常洛即位才28天，就因“红丸案”死得不明不白；孙子明熹宗又是一个变态狂，只会做木匠，大小事都交给败国卖家的魏忠贤，熹宗年纪轻轻最后坠水吓死；末代的崇祯皇帝苦苦支撑了十几年，大明帝国就土崩瓦解了，这时距神宗葬入定陵不过才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