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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章 根源(下) (第1/2页)
在忽必烈的所有竞争者中,阿里不哥在蒙哥死后准备继承大位,其实一点也不让忽必烈意外。甚至在他看来,和他原本关系相当好的旭烈兀,同样有这个心思。 旭烈兀于收到蒙哥去世的消息后,立刻结束西征,率大军返回,就像当初的贵由那样,难道就一点没有想争夺大汗之位的意思? 在忽必烈了解的人当中,也只有术赤家的拔都才算真的是没有这个心思。他在窝阔台去世后,安安静静地回到自己的封地,连忽里台大会也懒得来参加,摆明了置身事外、最好谁也不要来烦我的姿态。 忽必烈当然知道,觊觎汗位的人中间还有蒙哥的儿子昔里吉,因为他和自己、阿里不哥、以及旭烈兀一样,是拖雷的嫡系子孙,本就有资格来坐这个大汗之位。 只不过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像他的汉臣们所说的那样,“先发制人,后发人制,逆顺安危,间不容发,宜早定大计,”所以他抢先下了手。如此,既使得阿里不哥、昔里吉等人成为了“叛乱”的一方,又迫使旭烈兀不得不退出了对汗位的角逐。 忽必烈是不会对此有任何愧疚之意的,因为他已经不是过去的“小忽”,至少在经历了钩考局一事之后,他已摆脱了曾经的“幼稚”。 面对大汗之位,有时亲情也会变的淡漠。 他的眼睛早就在盯着所有可能的竞争者,何况他本就觉得自己更有能力坐到大汗的位子上。 但是,忽必烈仍然没有想到,除了窝阔台和察合台家族的人之外,除了阿里不哥和昔里吉,草原上还有那么多的人会反对他。在这些人中间,甚至还包括过去他待之极好的旭烈兀儿子和拔都家的老太太。他们都因忽必烈对草原传统的某种“背叛”和“汉化”而反对他。 忽必烈其实是知道这其中真正原因的,因为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正是始自于他在自己邢州封地改革。当时刘秉忠和他的另一个潜邸汉臣张文谦告诉他:“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 仅仅数年的时间,一个地方的居民跑得只剩下不到一成,不要说老忽了,任谁也知道,这是要完完的迹象。 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复杂,就是一件事:赋税权。 因为在窝阔台汗当政时期,蒙古帝国开始在中原大肆封地给每一个王公大臣,比如太原路下属于察合台的封户就有四万八千户。 以后的伯颜平定南宋有功,忽必烈也给了他陵州、藤州户六千为食邑, 这些所谓的“封户”,除了每年要交纳蒙古帝国的各种税收外,还要每五户出丝一斤,叫“五户丝”,输于“本位”,也就是交给所谓的“领主”。 这里面的问题就在于,“五户丝”本已经加重了百姓们的负担,可他们还要面临着盘剥无度。“五户丝”原先是由各领主派人前来征收的。这些贪婪、喜欢中饱私囊的家伙只要再一盘剥,百姓一旦承受不了,要么扯旗造反,要么举家逃亡。而跑了的人所应摊派的赋税,又会再转嫁到没跑的人头上。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盘剥重,逃亡的百姓就多,逃亡的百姓越多,赋税、盘剥随后就变得更重,最终百姓只能跑光了。 当初忽必烈封地里的百姓从一万多户,最后变成了几百户,原因就在这里。 假如不知道这些情况也就算了,可经历了自己封地之事、且又“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肯定不能对此熟视无睹,他必然要进行整治。这也是他在开始的时候大肆起用许多儒生、汉臣的原因之一,因为好些蒙古官吏太贪婪。 忽必烈所做出的整治,除了启用汉臣之外,主要就是一条:封地的赋税,由过去各领主自行收缴、改为北元朝廷统一来征收,然后再由朝廷拨付给各个领主。 一句话,就是他收了草原上王公贵族们的赋税权。 这个事情其实于他即位之前,仍在掌管漠南、汉地军政事务的时候,就已经在他的汉臣们建议下开始做了。而且从很大程度上来讲,忽必烈的做法,既保证了草原上各王公贵族的利益,又加强了朝廷对赋税的控制。 但是,当时保守的草原王公贵族却并不这么看,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把中原的百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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