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轶事》一、二 (第2/2页)

班向党支部送了决心书，先抓紧轻装准备。万一真是那么决定的，到时候再去闹也不迟。这个意见得到了一致的赞同，都说，还是班长有主意。

    其它班排都去理发，一律推了光头，为的是头部受伤便于救治。女兵班有的人主张照男兵办理，也推光头。有人觉得那样未免太出洋相。原来她们多数留的是两个小鬏鬏，用猴皮筋扎着，一晃脑袋，象两把刷子在肩膀上摩挲着。她们上街，每人花了两角钱，变了一个样子回来，都剪成了“运动头”。以后早上起来，岔开五指梳拢几下就完事，连猴皮筋也用不着了。

    连排长们到各班检查轻装情况。女兵班轻装很彻底，干部都表示满意。连长是结了婚的人，知道的多些。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其事地向女兵班指出：

    “该轻的轻，该带的还是要带。象纸呀什么的，可以多带一点，要用的时候没有，到哪儿找去！小镜子那些，能不带就不带了。”

    干部们一走，六姐妹高兴得一个个拍着手跳。既然这么认真地检查了她们的轻装情况，说明不让女兵班上前方的话，纯粹是谣言。

    很快就要上火线了，总机班的女战士在想些什么呢？她们先是在自己心里搁着，交谈起来才知道，原来大家想的全都一样。用一个字说，死！至于各人将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一死，谁都没有作过具体的设想。只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谁都不想还可以活着回来。人们也许觉得这是不是太丧气了。在部队里，谁也不会笑话谁的。大家都没有打过仗，没有打过仗的人，往往首先肯定的就是自己要牺牲。虽然如此，她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神情都是那么自然，语调是那么平静，随随便便，连说带笑的。

    班里有几个人，家在本省，她们要求挂个电话，对mama讲一声。虽说已经是一名军人了，有话还是找mama，而不是找爸爸讲。她们很自觉，电话不长，大致是这样的：

    “喂！妈！我们要外出执行任务了。”

    “噢！我已经想到了，看报上的动向，知道部队可能要出去。你们哪天出发呢？”

    “不知道，在等命令。”

    “好！到前边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定要保证电话通畅，不要象在家里，胆小害怕可要不得，那么多首长和同志，又不是你一个人。你能立功更好，怕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机会的。至少你可不能让我和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你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到时候你得机灵点，听着炮弹的响声。人家说，从头上飞过去的炮弹，和冲着你落下来的，响声不一样……”

    “妈！你别罗嗦，不能老占着线。”

    “你等等，还有……”

    mama的声音开始发额，耳机里传来极力克制着的抽泣。随后，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显然是mama把送话器捂起来了。

    “喂，喂！mama!你看你，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没有就挂了吧！”

    “好吧!我和你爸不能去送你了。等完成任务回来，赶忙先来个信。”

    和mama通过了话，几个人一交换情况，禁不住笑了。这几位mama岗位不同，互不相识，却象是用了一份统一的电话稿，她们的话几乎一句也不差。几位mama无一例外，都在电话上哭出了声。要不怎么是mama呢？

    只有陶坷没有给mama挂“长途”。小陶的mama劳动改造八年，把身体彻底改造垮了，放出来直接就进了医院。最近刚刚出院，还在全休，说定了这一两天到部队来看望女儿。所以小陶用不着打电话了。

    第二天，小陶的母亲果然来了。她带来一大包麻辣胡豆，这是女儿最喜欢吃的。来队亲属带的吃食，向来都是当众公开的，谁赶上有谁的份儿。总机班的姑娘们一起围上去，抓一把麻辣胡豆吃着，和母亲说呀笑的。小陶不作声，在一边待着。指导员对母亲说：

    “你看，好象这一大群都是你的亲生女儿，只有小陶是一个外人。”

    小陶就是这样，喜爱沉默。她高兴起来，什么都忘了。一张粉团团的孩儿脸，稚气地笑着，并不言语。她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一边，细长的眼睛稍稍眯缝着，久久地遥望天边。她在追寻着什么她在探求着什么她在迎接什么这时候那张粉团团的脸就变得十分严正，十分深沉，似乎还流露出几分怒气。开始，同班战友们不了解她的习性，响哨咕咕议论她说：“就象是谁借了她米还了糠。”

    谈起“九四一”的行动，小陶mama问连长：

    “现在领导上怎么说，是不是已经定了总机班全体到前边去”

    连长说，“问题不大。”

    女电话兵一起嚷叫起来：“什么叫问题不大，定就是定了，没定就是没定。”

    “反正我们心里有数，让去也要去，不让去也要去。”

    “要上就是全班上去，少了一个也不干。”

    母亲笑了，说：“你们先别吹，要不是我这个军属大妈替你们说话，准不准许你们上去还真是难说哩。”

    前天，九四一部队的几位领导同志到省城去参加作战会议，抽空去看望了陶坷的mama曾方同志。谈到对女子总机班，通信部门有几种方案。

    第一种是让她们全体上去锻炼锻炼。第二种是全不上去。第三种是挑选几个身体好的去，其余有几个干部子女，体质较差，就留守了。

    曾方问：“照第三种方案，留守的人里是不是包括陶坷在内？”

    回答说小陶是其中之一。又向她解释说，这并不是专门照顾干部子女。反正后方需要留人守总机的，连里的猪也得有人看，谁体力差就留下谁。

    曾方说：“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准请客，照样请，说不是请客，是加菜。不准走后门，照样走，说不是后门，是前门儿。该有什么手续办下来了，该有什么图章盖上去了。不让陶坷她们到前边去，还怕找不出几条现成的理由？”

    这么一说，大家都笑起来。

    曾方又说：“我看第一种考虑是正确的，后两种方案恐怕欠妥当。当然，部队的事用不着征求我的意见。不过我也有一点发言权的，至少我那一个不能留下来。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就是为的让她们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去照相，四吋六吋去放大吗？现在要打仗了，把这一个战士拉下来，让另一个战士顶上去，想都不应该这样想的。哪一个战士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真的这样，等欢迎部队凯旋归来的时候，我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你们得站在我的地位，替我想一想！”

    这位老同志态度是那么诚恳，她的意见无疑是对的。“九四一”的几个干部都说，有必要确定一条原则，干部子女原来在什么位置上，作战期间还应当在什么位置上，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后方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