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八方风雨会雍州之一 (第1/2页)

    　　这就是许谨生来到西北边防军的始末。从1932年来后，他按照西北边防军高级指挥员培养路径，从西北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一年期学员做起，毕业后先去步兵师作副师长，实践带兵二年，熟悉部队，然后再到司令部担任副总参谋长工作二年，熟悉参谋业务和司令部组织。而周平呢，和他相反，这几年是先去部队带兵二年，然后进参谋学院学习一年。这种区别是因为许谨生长处有丰富的实战带兵经验，和天生的统帅直觉与判断力，但是他的军事教育是有缺失的，黄埔一期时间太短，只能教给他怎么做连长，这么多年黄埔学生们都是在战场上提升自己，然而很多东西，在中国内战的战场上，你是学不到的，如果你抱残守缺，用内战的经验去打日本鬼子，那就要付出血的代价。所以许谨生要迅速地学习很多原来限于条件，学不到的东西，也需要把他多年的实战经验提炼成适合战争的理论。

    　　而周平则不同，与许谨生同为黄埔一期的周平在北伐中表现出色，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候，他已经是北伐军主力师的师长了。可是从1927年离开部队后，就一直在上海游荡，和黄埔的老师邓演达等搞些第三党政治方面的事情，他们联络黄埔学生反蒋抗日，这就触发了常凯申的杀机。1931年他和邓演达一样在上海被捕，我从黄埔学生那里听说后，急忙找了宋家二姐帮忙，这小子也是运气好，九一八爆发后，常凯申有过短暂的下野，那段时间是二姐的继子孙科当政，孙公子很给后妈面子，放了周平，周平一出狱马上就到了西北边区上海办事处报到，从此投身于西北边防军抗日大业中来。

    　　他是个有自己作战风格的优秀将领，不过他需要重新进入角色，所以我直接让他去我的嫡系部队当副师长（师长我兼）。这样他可以很快找回带兵的感觉。然后再让他补上参谋学院这一课。说实话，周平比许谨生更适合从事参谋工作，参谋长是协助司令员指挥的，而不是替代司令员下决心的，许谨生这小子，个性张扬，属于那种宁做鸡头不作凤尾的人，给别人参谋他可没那个耐性。我把他留在参谋部做副总参谋长，也是为了磨磨他的性子。周平就不一样了，他思维周密，滴水不漏，我听过他讲起他北伐的一些战例，看得出，他是用脑子打仗的那种人，而且每次战斗的敌情我情地形天气乃至后勤，他都能考虑到，作战方案也都是预设三两套，真是个天生参谋长的料。周平还有个特点，那就是特别善于学习，无论是苏军顾问和教官，还是我曾经请来讲课的美国陆军马歇尔中校，对周平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力都是交口称赞。后来的抗战事实也证明了，周平在联合作战方面确实技高一筹，西北野战集团军群中，他是仅次于李兴中的用炮高手，坦克与反坦克作战也属他把握最好，所以他名列西野五虎将也是实至名归。

    　　不过，在1937年7月7日夜里，我办公室坐下喝酒的五位里面，没有周平。当时周平已经是正师长了，正在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所谓庐山“军官训练团”，是1933年7月～1937年8月常凯申在江西省庐山举办的训练中初级军事干部的组织。庐山军官训练团由是常凯申亲自领导，以陈诚（后为王俊）为团长，罗卓英、刘绍先、柳善分任团副，杨杰任总教官，并聘请德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该团1933年7月18日正式开学，9月18日结束，先后举办三期，每期半个月左右，共轮训7600余人。以前的两期西北边防军都没有派人参加，这次是陈诚打了招呼，说老头子（常凯申）问了，刘越石那边有那么多黄埔生，怎么一个也不来培训班受训？我多少得给点儿面子，就干脆把六个师长都派了去。

    　　不过就是周平在，这厮也不大喝的，他最多看着老许喝。那天我们坐好了开喝已经是十点多了，窗外憋了一天的雨终于落了下来，电闪雷鸣的，雨下得很急很大，雨点用力地砸在很快积水的路面上，砸出了一个又一个大水泡。室内这四位也连喝带聊，热火朝天。

    　　陈长捷最兴奋，这次他陪同徐永昌的代表团沿着酒潼线（从玉门关到潼关的铁路，其中兰州到潼关的部分其实是陇海铁路的西北部分，而兰州向西直到玉门关的那部分也被称为陇海铁路延长线。这是西北边防区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十大工程之一）参观了张掖炮兵学校、山丹军马场、酒泉兵工厂等西北边区的战备设施，获得了代表团的一路惊叹和称赞。

    　　徐永昌其人很值得介绍一下。在历史上，就是他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接受大日本帝国向盟军投降，历史*地记录道：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八分，於东京湾上，为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大英联合王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暨与日本处于交战状态之其他联合诸国利益，接受上项降书。

    　　联合国最高司令官

    　　麦克阿瑟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尼米兹

    　　中华民国代表徐永昌

    　　大英联合王国代表符立则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代表狄弗扬科

    　　以下依次为澳，加、法、荷、纽、各国代表签署。

    　　九月七日永昌向常凯申主席报告代表受降经过後的几天之内，常公曾两次与他谈到战犯问题。他建议除九一八、七七事变当时及屠杀无辜之首恶实不可恕者外，不必多所株连，深获常公嘉纳。

    　　盟国在东京湾签字之日本降书，由华盛顿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寄来，永昌收到後即送商震（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转呈常公。并将其签字所用之钢笔，刻上“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签字日本降书之笔”，装入镌有“万邦咸宁”之盒内，於三十五年一月十六日献之国府，以结束他由战争到和平的使命。

    　　在我这个时空的1937年7月7日，徐永昌担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关键职务。所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御机关，大家老听到三四十年代电影里称呼常凯申为委员长，就是因为他是这个机构的委员长。

    　　和历史上一样，徐永昌是辞去了山西省主席的职务后，投奔老常担任这个职务的。徐永昌生于1887年，比我大十岁，他是中国陆军界一个传奇，他的故事非常励志。他是山西人，幼年贫苦，他十四岁又遇到庚子拳乱，有老者可怜他，把他收入大清武卫左军做杂役。就是这么个苦人儿，居然在当杂役后十年内，发奋学习，民国五年从北洋政府的最高军事学府：中央陆军大学毕业。

    　　老徐和我是26年发生交集的，我当时带领黄埔军校工作队去北方国民二军准备建立西北革命军，后来国民二军被镇嵩军在函谷关一带阻击，彻底溃散，当时我和邓宝珊等在五原建军，很多国民二军的官兵逃到了山西，我们想把他们收拢到五原来，可是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老邓就是托老徐跟老阎求情，让我们派了办事组去山西招揽队伍，这才把很多国民二军失散的官兵送到了五原。可以说，徐永昌对于国民革命军西北纵队的建立，是有功的。

    　　后来国民军南口大败，徐永昌自己也投了山西，他为人宽厚，军事素养高，能文能武，阎锡山从此倚为干城，他也确实给阎很大回报。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