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百岁风霜才半纪之二 (第1/1页)

    　　回到和知公馆自己的房间，三浦仔细地查看了出门时候留下的机关，满意地发现没有人偷进他的房间，他脱下了背心，又小心翼翼地解下了穿在背心里的枪套，把里面的勃朗宁1910拿出来放在了床头。三浦松了口气。

    　　躺在行军床上，三浦真知还是难以入睡，昭和十二年真是充满刺激的一年，对于四十三岁的三浦真知而言，这种刺激有点儿太过分了。还是大正时代好啊，他不禁心想。三浦真知是在大正时代度过了自己在陆士和陆大的求学时代，那些年里他的生活是充实而明确的，与那个时代的日本青年没什么两样，为帝国开疆拓土是理想，做一个陆军将官是未来。他唯一一次对自己未来产生怀疑，是被陆军大学拒绝入学的时候。那年陆军大学校第34期共招收60名学员，考生先参加设在各个师团的考场进行初试，考出120名再去东京陆大进行复试。三浦真知所在联队参加初试的有四人，通过的就只有三浦真知一人，复试也十分顺利，甚至一直被陆大学生斥之为变态的口试也是高分通过。可是陆大居然就是拒绝发录取通知书。三浦真知的联队长是军刀组的，眼看联队唯一能进陆大的军官被否，为此大怒，亲自带领三浦去陆大要个说法，当着三浦的面，陆大录取官满面通红，支支吾吾，但就是不肯松口，到最后咬牙说这事儿不符合陆大规定，得由三浦真知的父亲三浦梧楼爵士上请圣裁。联队长差点儿拔刀逼问到底不符合哪项规定了，三浦真知好不容易劝阻了联队长，为了联队荣誉，只好回家汇报给老爹。那天是三浦真知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老爹平时面无表情的脸上怒火万丈，三浦子爵真的当天就请求面圣，大正天皇亲自干预，才解决了三浦真知的入学问题。但是尽管三浦真知多方打听，校方对拒绝录取他的缘故始终不肯泄露。这个谜团，到了大正十五年才随着三浦真知身世的秘密而解开。

    　　大正十五年是大正时代的最后一年，七十九岁的三浦梧楼也在这一年一月份走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点。三浦真知得知父亲病重后，就请假日夜服侍。他没想到的是，在三浦梧楼死去的那天夜里，他告诉了三浦真知一个秘密，彻底改变了三浦真知的一生。

    　　那天天下有雪，在三浦梧楼的病室内只有他们父子两人，三浦梧楼躺着，他吃力地让三浦真知从保险柜里拿出了一封信。这是三浦真知亲生母亲洪氏的绝笔信。

    　　原来三浦真知亲生父亲是朝鲜王国的首相金弘集。当时是甲午战争刚结束的1895年，金弘集主张引进日本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朝鲜实行全面的维新，建立类似西方的现代社会，他是亲日的开化派首领。当时朝鲜国王为高宗，实际主持政务的王后闵氏为首的贞洞派亲近俄国和美国，疏远日本。三浦梧楼作为日本驻朝鲜公使，在1895年十月八日发起了谋杀闵后的乙未事变，日本浪人、守备队、朝鲜叛军一千多人冲进了王宫，以大和民族的想象力履行了刺杀jianian尸分尸焚尸撒骨扬灰等一系列日本流程。

    　　金弘集对日本人谋杀闵妃的企图一无所知，三浦梧楼反而欺骗金说是大院君（高宗父亲）雇佣了日本浪人闹事，闵妃没死，逃亡失踪。两日后，日本胁迫金弘集内阁通过《王后废位诏敕》，将闵妃废为庶人，并宣称日本杀害闵妃的行径“出自传闻之讹，无足相信”，替日本掩盖真相。[32]但金弘集本人在听说乙未事变的消息后，试图以“主辱臣死”之义自杀，被俞吉濬劝阻[33]；他还私下对高宗说道：“臣不死而见此变，无辞可奏，愿圣心坚确自持，专以宗社为心，他日岂无更复壸位之日乎？”高宗叹道：“势所然矣，亦复何哉？”

    　　可是随着事变的俄、美目击证人的证词被公布，各国公使均强烈抗议，朝鲜国民群情激愤，日本政府不得不召回三浦梧楼交付法院审判，而被放在火上烤的金弘集尽力惩处肇事者，安抚民众，但无论是丧妻之痛的国王还是对日怨恨的民众，都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企图维新自强的金泓集。终于，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高宗逃出了被日本和亲日派控制的景福宫，躲进了俄国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高宗在抵达俄国公使馆后就下诏称“乱逆执政，惟意矫诬”，下令严惩逆党，并将总理大臣金弘集、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法部大臣张博定为“逆贼五大臣”，金弘集的末日亦最终来临。

    　　金弘集在末日来临之前也得到风声，当时他和其他几位大臣在朝房，就有人劝他马上逃走，金弘集却叹息道：“死耳！宁效泳孝成逆名乎？”[36]最后他与郑秉夏分别被巡检逮捕，其余大臣则大都逃往日本公使馆避难。金弘集和郑秉夏先被监禁在警务厅总巡房内，郑秉夏显得焦急狂躁，来回踱步，金弘集却镇定自如。他被抓到总巡房中后，“但两目坚闭，无一言，见在傍郑秉夏此样，峻责曰：‘生死乃天命，但承顺耳，焦躁将焉用哉？徒损失体面而已！’”。[37]一会儿后，亲俄内阁下令将金弘集和郑秉夏二人即刻处死，于是警务官安桓将这二人押往警务厅外的小石桥，踢成跪坐状，招来总巡苏兴文等将金、郑砍死。从此金弘集成为了反贼，直到13年后的1910年才被昭雪。

    　　金弘集虽然亲日，但他是出于爱国改革的动机而作为的政治家，并没有卖国的行为。后来的韩国历史学家给他的评价很高：金弘集作为总理大臣，不失尽忠报国之态度，且不贪私利私欲；国王俄馆播迁后并未苟且图命，而是选择了‘一死报国’的途径，从而保全了自己和自己家门对王朝和君王自始至终的忠节。总而言之，他在以朝鲜王朝中兴的高尚动机而主导的改革运动失败以后，选择死亡以留下乱世政治家的突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