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尖兵_第二十章渔阳颦鼓动地来之三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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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渔阳颦鼓动地来之三 (第1/1页)

      呼延兰绮要去的西北参政会大厦就在崇德路上。自从民国十九年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以来,对长安的城市规划设计就在是西北发展设计委员会的基本任务之一。1931年3月,西北发展设计委员会首次确定长安分区方针。1931年3月24日,长安市区计划第一次会议举行,初步拟定长安市区分区方针,即将长安市区拟定为行政区、古迹文化区、工业区、商业区、农业实验区、风景区等六区,规定工业区与古迹区应先严定界线。

      长安市分区规划

      文化古迹区:含汉长安城、太液池、阿房宫、镐池、昆明池、含元殿、大雁塔、唐曲江池等“历代文化所在”,“当妥为保存,以留古迹,并栽种树木,加以整理,以增厚游览兴趣”。

      行政区:选择城南“面积六万一千余平方市亩,南连翠华,北近商业市区,东至蓝田,西达户县”的凤栖原,建设各级官署最为适中;商业区含市内各马路、四郊、东关城

      商业区:商业区包括市内各马路、四郊、东关城

      工业区:选择相对荒僻的北部地区,原因是在这里“设立工厂,在运输堆卸方面均十分便利”;

      农业实验区:域选择南郊神禾原、子午镇一带,这里土地肥沃,平坦广阔,素为产稻之区,且东临沣河,西濒大峪河,北滨潏河,南至终南山脚,灌溉便利;

      风景区:确定在终南山一带,这里“占长安南界之全部,东西约长八十余里,其间清华、翠微、五台、翠华等山,连绵起伏,山清水秀,林木丛茂,多有建筑,风景绝佳,为历代名胜之区”。

      规划充分考虑到长安的现状与未来,一是将文化古迹区的划分,放在整个分区规划首要位置;二是以城南凤栖原为行政区,利用山川地形特点突出行政区政治职能。

      1928年,原来清代西安满城所占用的北大街以东,东大街以北的城区被划作“新市区”。1930年8月,长安市政建设委员会成立,随即着手新市区土地的估价与开发。

      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新市区陆续开辟了多条纵横有序的干道。北新街到东城墙之间由西向东的街道依次称作:尚平路、尚智路、尚德路、尚仁路、尚俭路、尚勤路、尚爱路;东西方向街道从火车站到中山大街由北向南依次:崇耻路(今东八路)、崇廉路(今东七路)、崇义路(今东/西六路)、崇礼路(今东五路)、崇信路(今东/西四路)、崇忠路(今东/西三路)、崇悌路(今东二路)和崇孝路(今东一路)。

      长安市内道路用的都是国内罕见的煤渣路,三十年代只有南京的中山路是沥青铺路,煤渣路算是很高档了。三十年代中国由于没有石化工业,沥青来源要靠进口,好在西北有着玉门油田和延长油田两大原油产地,合资的西北石化公司有着很大规模的炼油厂和配套石化厂,沥青产量有一定保证,但是都用来修筑战略公路了。长安市政建设委员会对此颇有微词,他们觉得市内的道路不如荒郊野外的公路好,实在岂有此理。但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对西北路网建设有指导权,他们坚持军事优先,别人也没办法。

      可是即使是煤渣路,也是国内一流的市政道路了。长安人颇以自己方便的市内交通为自豪,首先是路好;其次是长安人有车,自行车。自行车在长安的普及,是酒泉工业特区的功劳。民国三十年代的自行车是很贵的。

      老作家流沙河先生在其著作《为成都人叫魂》中回忆说,抗战前一辆自行车在成都要卖一百五十块大洋,是一个壮年劳力三年的工钱,相当于一个中学特级教师五个月的工资。

      原因很简单,民国时代没有完全国产的自行车。截止1949年,即使是在自行车制造工业最为发达的上海,也没有一家车厂造得出齿轮、牙盘等关键零件,大家只能生产车架、车把、链条、鞍座、脚踏、辐条,核心部件仍需从美国进口,然后再配以国产零件,组装成一辆号称“国货”的自行车。

      在这个时空,酒泉工业特区里有着大量的为汽车、化工配套的机械加工企业,对于能做汽车变速箱配套的齿轮加工厂而言,自行车的齿轮简直是小菜一碟,而酒泉的钢铁厂又解决了自行车的原材料问题,于是不少头脑灵活的江浙企业家就看中了酒泉自行车的生产潜力,后来风行全国的永久、神行太保等自行车厂家,蜂拥而至开设工厂,从而在酒泉形成了一个齐备的自行车产业链。完全国产化后,自行车的生产能力仅仅受到了市场需求的限制,自行车具备了工业化生产能力后,成本迅速下降,通过酒潼铁路和陇海铁路,迅速行销全国。神行太保自行车厂是经营最灵活的一家,他们推出了木兰自行车,针对女性或学生的车型,走平价路线,把价格一下子打到30大洋以下,顿时风靡全国。木兰自行车推出的民国二十四年是被媒体惊呼为自行车元年。连当时的电影明星都不能免俗,当时的报纸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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