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南风喃之十 (第1/1页)

    　　八月十三日深夜，南京石婆婆巷附近的参谋本部灯火通明。参谋本部在一栋灰色的两层小楼里，楼最初建于1923年，占地面积533平方米，建筑面积1066平米。

    　　1923年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时江苏的军政大权均由江苏督军齐燮元掌握。齐燮元在1922年7月4日，以江苏督军兼陆军第6师师长的身份被北洋政府授为宁武将军；1923年11月14日，再次以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的身份被授为宁武上将军。此时的齐燮元，可说是如日中天，正虎视眈眈，想要发起江浙战争。这栋C字形小楼，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诞生的。

    　　国民政府入主南京后，这栋楼成为军令部和参谋本部所在地。此时此刻，参谋本部戒备森严，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凯申委员长大驾亲临，他与新成立的中西空指就南风行动要作会议，可是，在开会前，常凯申却在大发脾气，原因是是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办了蠢事，他犹豫不决错失了在江阴封锁线歼灭日军舰队的计划。

    　　江阴封锁线计划是中国海军用牺牲自己为代价换取封锁日舰于长江的一个拼命行动。当时中国海军只有四十余艘舰艇，5万多吨总排水量，而日本当时已是仅次于英美两国的世界海军第三大国，拥有110万吨排水量的舰艇，而我兵力不足敌国海军的1/20，要想拒敌于外海，殊属难能，唯一可能的选择，是在长江流域进行水道堵塞或要塞岸防，以阻敌溯江西进，犯我国都及中游腹地。建立封锁线的构想初步形成。

    　　这计划是由国民党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上将与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共同提出的。根据军事情报：日海军司令长谷川清，连日来不断派出各型舰艇，深入到长江的芜湖、九江、武汉等地，意在刺探情报，收集水文航道资料，似是为其下一步作战作准备。目前进入长江的这类舰只已达60余艘，包括一艘9000吨级巡洋舰等等。陈绍宽认为：加上长江上原有的敌舰已达70余艘。倘能堵住长江，关起门来打狗，打他个措手不及，那可是有力抗击日寇侵略、为甲午海战中壮烈捐躯的海军先辈们报仇雪恨的一次难得机会啊！

    　　中国海军很自然地选择了江阴，距上海100多公里，河床浅、江面窄，沿岸有要塞炮台，最宜堵截。出于保卫首都南京的需要，他设想海军的主战场应在南京下游的江阴一线。集现有的第一、第二舰队为一个集团军，集中部防江阴，封锁江阴航道，配合陆上友军拱卫首都，保卫我长江运输线。

    　　这样一举两得，一是可以把长江中上游的敌舰关门打狗，二是当敌进攻上海时，可防止敌分兵在上海之上游的长江段登陆，对上海实行“抄老底”的钳形包围，而这恰恰是日本海军的惯伎。海军对日作战的整体方案：封江堵塞，主动出击。常凯申虽然不懂海军，也看得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这么个近乎“自杀”的主意，他心里不禁有点酸楚，只说了个“很好，很好”。之后，两位将军多次催促蒋下达“沉船封江”的命令，但常总以陆军尚未部署妥当为由，迟迟不下达。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玉石俱焚的计划，也被日本间谍探知了。“构筑江阴封锁线”的军事机密被时任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父子泄露，1937年8月9日,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包括在南京、九江、武汉、宜昌、重庆等各港口行驶与停泊的约20多艘日本军舰和商船,突然全部冲过江阴江面向长江下游疾驶。与此同时,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全部停止一切活动,随日本商船匆忙下撤，汉口很多日本侨民离开的时候还在吃饭，热乎乎的饭菜就那么原封不动地留在了桌上。

    　　因为就在几天前,常凯申曾召集“军委会”的高级将领开了一个非常机密的军事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为防止日军占领华北后,直插山西、陕西、四川,然后从长江上游包抄国民政府的大后方,决定派海军封锁江阴要塞江面。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还未实施就流了产。这突然的变故,自然让常凯申目瞪口呆。

    　　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很快锁定了泄密者，就是黄浚，他1891年生于福建一个官员家庭，父亲黄彦鸿进士出身，当过多年京官。1903年，黄浚进入京师译学馆学习日文，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供职，先后在陆军部、交通部、财政部担任科员和参事，梁启超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时，黄浚深得梁的器重，被选为秘书。北伐胜利后，黄浚由福建同乡、国民党元老林森引荐，到南京政府做事。黄浚留学日本期间，结识了很多日本朋友，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都十分熟悉，用今天的话说是个知日派。1932年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延揽对日交涉人才，黄浚因熟悉日本情况而受重用，被汪精卫揽入自己的幕僚班子，担任了行政院机要秘书一职。

    　　黄浚的生活非常奢华，经常请客、打牌，出手阔绰，在北京时就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还娶了名妓梁翠芬为妾。曾任周佛海秘书的孙曜东在《浮世万象》中回忆说：“梁翠芬长相类似孟小冬，身段比孟小冬还要好。”黄浚去南京时携梁翠芬同往，绝色美人陪伴左右，加之生活豪奢，缺钱是必然的事了。据说为了赚钱，黄浚还为很多报纸撰写稿件，那些报纸都为他开出了极高的稿酬。《浮世万象》记载了黄浚的一桩轶事，说他为人代写寿文，每篇收费500大洋，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价，一名小学教员的全年收入也不过200大洋。

    　　日本人很快发现了黄浚的弱点，在金钱诱惑下，黄浚很快就下水了。旅居上海的英国人柯林斯曾这样描述日本人获取情报的手段：“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办法接近猎物，*裸地用金钱勾引。”

    　　与黄浚保持联系的是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须磨弥吉郎是一名披着外交官外衣的资深间谍，1933年至1937年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经常以拉拢、渗透等手段刺探国民政府的核心机密，黄浚就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