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 为史春秋 (第2/2页)

了燕主慕容暐，传到了燕国。

    至于已经无权无势还退休在家的犟老头孙盛是如何找到能够直接抵达燕主慕容暐的路径，这又是一件相当耐人寻味的事情了，莫非他一直就与燕国方面建立了秘密通道？由此也可以解释燕国的给事黄门侍郎、司徒左长史申胤为什么会知道东晋朝廷里面的执政大臣不愿意桓温的北伐能够取得成功。后来等到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那个时候，才得以派人从辽东人那里购回了原先的那个本子，那个旧本子与后来在东晋流传的本子是有所不同的。从此，史上就有了两个版本的《晋阳秋》（本名《晋春秋》，后来为避简文帝母亲郑阿春的名讳而改名。）同时流传。

    有人说，历史是帝王将相创造的，也有人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有的时候，历史却是史官所塑造出来的！

    史官们的春秋笔法的传统由来已久，最接近孙盛时代的陈寿的史德就不咋地。在唐朝房玄龄等所撰写的《晋书陈寿传》里，就收录了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三国志》中有所表现的一则传闻，说的是丁仪、丁讷在曹魏时就负有盛名，陈寿对他们的儿子们说：“若是送我千斛米，我就为令尊大人写好传记。”由于丁氏的不肖儿子们没有答应，陈寿果真就不为他们的父辈立传。另外，陈寿的父亲曾做过马谡参军，马谡兵败后被诸葛亮所杀，陈寿父亲也因牵连而受罚，加上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又轻视陈寿。因而陈寿为诸葛亮立传时，说诸葛亮军事谋略非其长处，又无临敌应变之才；说诸葛瞻只工于书法，名过其实。当时很多人因此而轻视陈寿的为人。

    人非草木，刀笔吏带着个人感情下笔可以理解，不过，而刀笔吏之酷更甚于刀斧手。因此，孙盛先生在写《晋春秋》的时候，挟带些个人恩怨进去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没有来自东晋的猛料，前燕的大臣申胤怎会说出“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这样的话。孙盛老先生无疑就是不愿桓温得志的众臣之一，他既是历史的记录者，又是历史的参与者，只要有桓温任何的不得志，如果没有添油加醋的话，他至少会如实记录，至于朝臣们的“乖阻以败其事”却肯定不会揭破。

    至于桓温的那一方面，作为一个很在意自己的历史定位的完美主义者，而且又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主，一看到孙盛在史书里黑他，那种暴跳如雷的冲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过，这个世界上想黑他的人可远不止孙盛老先生一个人。实际上，壮志未酬的桓温，可能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被黑得最厉害的一个人。

    英国的历史学家凯斯詹京斯（KeithJenkins）是这样对历史定义的：“历史是一种移动的、有问题的论述。表面上，它是关于世界的一个面相——过去。它是由一群具有当下心态的工作者所创造，他们在工作中采用互相可以辨认的方式——在认识论、方法论、意识形态和实际cao作上都有一定的立场，而他们的作品，一旦流传出来，便可能遭致一连串的被使用和滥用。这些使用和滥用在逻辑上是无穷的，但在实际上通常与一系列任何时刻都存在的权力基础相对应，并且沿着一种从支配一切到无关紧要的光谱，建构并散布各种历史的意义。”

    美国加州大学的东亚史教授迈克尔罗杰斯对于《晋书》这部唯一有皇帝御撰篇章的正史持深深怀疑的态度：尽管房玄龄等人是受命编修《晋书》的，可他们并非专职的史官，史学修养值得怀疑。由于他们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大臣，所以，是否撰述真实的历史并非他们所关心的，而借助修史劝谏却成为他们的用意所在。他们虽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但因为君臣的尊卑等级，即便是开明如唐太宗这样的皇帝，他们也并不可能畅所欲言。况且自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征去世后，朝臣之中就再也没有像魏征这样的直言敢谏之士了，对于唐太宗敢于批评之士日少，而唐太宗的骄横之心则日盛，《晋书》的纂修恰恰在此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