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江湖之屠杀兵痞（上） (第2/2页)

临时招募的各省军队，成为政治稳定必然采取的措施。军队从1913年起开始减员，二次革命后加速了减员进程。到1915年，士兵总数减到只占1913年的一半。尽管各省的裁兵计划在渐次施行中，所有应裁军队均己分别给资遣散，但不久便发生了退伍兵丁滋扰地方的情况，引发了因士兵裁遣而出现的“由兵转匪”的社会问题。

    本来北洋政府成立后，曾试图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征兵制度，使士兵服役期制度化，统一解决兵源问题。但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主要是户籍制度的问题)而无法推行，随之改行“寓征于募”的募兵制度，并在1915年制订了《暂行陆军征募条例》，规定常备兵的选拔对象须是年满20～25岁，且“体力强壮并无暗疾”，身长当为“官裁尺4尺8寸以上”，“必须土著，身家清白，确有自营生业”，“未曾犯有事案及各种习癖”的青年，以保证兵源的质量。这说明袁世凯时期，士兵主要由家境自足的农民构成，破产农民和失业游民属禁募之例。

    按《暂行陆军征募条例》规定，兵役服务年限为3年，但直到1916年初，各师旅有关退伍的章程仍“尚未拟订”，表明士兵退役工作确实难以进行。尤其是自护国战争后，中央的政治权威衰败到了极点。各派军阀拥兵称霸，割据一方，互相混战，拼命扩军，军队数量猛增。没有多少军阀遵照“兵役期3年”的规定执行，士兵职业化已基本形成。因此，军队数量只增不减，士兵退役工作处于实际的停顿状态。

    从军官的主观意愿来讲，大多数军官认为轮换征兵制太浪费，一个军官对士兵训练进行投资之后，只要这个士兵呆在军队里，就可以从士兵身上取回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阀宁愿要一支充满老兵的军队。从士兵方面讲，主要是因为那些贫穷不堪士兵们没有更好的谋生出路，他们不愿意离开军队，反对裁遣，拒绝退伍。除了个别士兵外，大规模士兵退伍离营往往需要通过长官的强行解散和军队战败溃散才能完成。对于把应募入伍作为养家糊口手段的士兵来说，军营生活固然较苦，但如果能够按时得到军饷，他们是不愿退役的，而强行解散就等于断绝其生活来源。所以，士兵往往激烈地反对遣散。例如，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当皖系西北边防军的一个旅被命令解散时，发生了兵变，造成了直隶省通州地区相当大的损失，最后被收编为奉军。

    除了上述士兵因养家糊口拒绝退伍外，另有一些“兵油子”，以当兵为业，虽然遣散时给一定数量安置费，但他们因“游荡成性，尚通cao法”，“其能安分回籍复cao旧业者百不一二”，其中大多“往往自流于匪徒”，“由兵转匪”出现了可能。临城劫车案平息后，据一个俘虏估计，他们当中有60％的土匪当过兵。∞因当时枪支价格较高，土匪中出现了人枪入股，按股分赃的情况。这种情况，“无论在北方的土匪中，还是在南方的土匪中，是普遍存在的。”武装土匪的大规模存在，为军队招抚收编土匪找到了“合理”的根据。在苏鲁豫皖4省中，SD土匪尤其为甚。各军队“遣散一兵，SD即来一匪”，而“各省招兵，多半在SDSD武装土匪从而成为各地方军队竞相招抚的目标。1918年陆军第1混成旅旅长吴长植称：“刻下来鲁收抚者颇不乏人，树帜张罗，大声号召。该匪等左右回翔，如鸟择木。旅长每一派兵往剿，不日为某所收抚，即日投诚某处。”英国学者菲尔·比林斯利对这种情况做了分析后认为，各部队收编土匪要比正式招募士兵合算得多，“因为土匪拥有武器而且有作战经验”，而且“收编大量土匪可以给外界造成兵强马壮的印象，自然也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税收、军需等等”。这种“由兵转匪”，再“由匪转兵”的过程，表现了兵匪之间是如何互换转化的。摘自《民国时代兵匪一家：因为欠饷先后激起300多次兵变》

    虽然此时的大明还处于不怎么混乱的时期，但是军纪还是很松懈的。不错写在纸上的军纪很严，但是又有多少是认真执行了的？而且明朝的军队杀良冒功的现象比较严重。

    明朝廷为了鼓舞士气，立下了赏格，规定斩首一级赏银三两，后来又增加到五两；将校也以获级多寡论功行赏。于是官军往往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滥施屠杀。

    如天启四年，蓟辽经略孙承宗在谈到辽东官军滥杀无辜时指出：“甚至喑哑孤儿，立杀受赏。”崇祯四年，SX副总兵赵大胤在韩城，“报斩贼五十级、而妇孺之首三十有五。”五年，SX兵追剿起义军进入HN其将使县令报功。令曰：’无首级何以报？‘将曰：’易耳！‘少顷，进千级，其中有庠士八十余人。”

    崇祯十一年，清兵深入畿辅，退出后，明总兵王朴纵兵斩居民首冒功。时人钱天锡作《哀庆都歌》云：“各携利刃争相逐，函首忙报将与督。哄然攘臂受赐金，屠尽一家与九属。”在HN商邱，甚至出现官军追杀平民，口称“借脑袋献功”。

    官军的纪律败坏不仅给黎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就连地主、官绅之家也往往受到他们的侵害。因此，在明末社会舆论以至奏章中，’贼梳兵篦“之类的说法屡见不鲜。这正是后来李自成起义军提出”剿兵安民“口号的背景。摘自《可怕的杀良冒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