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十三)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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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传》里有引用孔子的话，但不是出自《论语》一书里的内容。如《左传·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发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爱居，三不知也”。

    而文公二年是公元前625年，这年比孔子（字：仲尼）出生还早七十多年。

    又如《左传·宣公二年》：“孔子曰：董狐，吉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而宣公二年是公元前607年发生的事情，而孔子还没有出生呢。大抵《左传》的作者是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的人，写春秋史时加入孔子的话，以表达作者论事理的观点依据。类似于《史记》里的篇后内容出现太史公曰那样，不过《史记》是体现了作者的对历史人物评判的观点，而《左传》的作者是引用名人的话来评判历史人物，而不是说孔子在那个时期讲述过了那些话。

    “大象”文遵遁了《周易》里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且给于发扬光大。

    “大象”文的内容同样是为“君子”讲述的修德治国的政治道理，是《周易》里的忧患意识转换“观象进德，恐惧修省”的君子之为。观象修省，正是春秋流行的思潮。因为这个时期是礼崩乐坏，即社会急具变化的时代，在主流社会精英层里还没一个固定文化理念的成形。这时正是一个自由“学术”与思想“开放”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前后都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前期是周天子“共王”天下的分封时代，即西周前期还没有走出神启的时代。在春秋之后的战国时期是一个逐步走进王权理念的时代。

    西周后期至战国，这是一个理性蒙发与成长的时代。也正是中国哲学突破的时代，才能产生出理性的思想来。

    《易传·大象》既不同于西周初期的“以德配天”的文化理念，也不同于战国后期王权专制思想的文化理念。《周易》与《易象》（“大象”）里均看不到这些东西。即不代表西周时期王配天命的思想，也没有战国时期王权主义上升的专制思想。

    “观象进德，恐惧修省”偏重于主体性（“君子”）的道德政治素质建设，还不是王权（帝王）专制的建构。

    从《易传·大象》来看，儒家的学说可以推溯到周公时代道德政治的萌芽（以德配天），而开创儒学之宗，则是西周后期的《周易》。

    《周易》是先秦儒学的源泉，但在流出的却是个泥沙俱下的过程，并汇成了一股庞大的“易学”洪流。而这“易学”才成为中国封建王权时代里的文化脊梁，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脊梁。

    总之，“大象”文不是解释《周易》如何算卦的，“大象”是何内容不是明摆着的吗？若连“大象”文也看不懂，而说成是解释如何算卦的，可以说那些当今的学者是吃着纳税人的钱粮，而读着“八股文章”，却读坏了脑筋吧？

    “大象”文里虽运用八种自然物象只是表面某一个“六联体”符号后并引出篇名，由篇名及篇内含义尔后阐发出儒家的道德政治文章，与春秋时期史巫行的那一套是根本不同的，这是思想家与巫师的区别。但也不否认“大象”作者受春秋取象思维的影响。“大象”文在通过八种自然现象点出篇名，尔后阐发政治观点，并不是完全超越《周易》里的政治思想，一些还是符合《周易》里的原篇之义理。总体思想上与《周易》里义理宗旨是一致的。如《周易·井》篇，文章里是用“井”比喻“君子”（统治者）养民的道理。《周易》是受诗性思维影响，《周易》一书绝大部分是运用形象的比喻来论说事理，这是一种思维方式，而非后来称的修辞学的手法。

    而“大象”文与《周易》相比没有了形象的比喻，而是用类象直陈事理，在思维发展上是一个进步。直陈事理要比用比喻事理更使人明白，也更显逻辑性。《井》篇文章全用比喻来象征君子之治上的养民道理。而“大象”文通过《井》篇文义概括出“君子以劳民劝相”，基本上没有脱离《井》篇里的宗旨。一个是“养民”的政治道理，一个是“劝勉人民勤劳”，都是政治上的道理。总的说“大象”文是《周易》义理上的深化与发展，都属于义理文章，与卜筮不沾边。也别以为那些当今学者所说的是有了《易传》才一点一滴的改变了《周易》的卜筮性质，变成了哲学。把一个巫婆变成一位哲学家可能吗？

    “大象”文在《易传》里应占有重要的哲学地位，可并没有被重视。而后封建时期重视的是《系辞传》。我们讲到《系辞传》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而“大象”文的哲学思想至到今天，已然不失其意义。但我们一定要抛弃掉那种画蛇添足的“取象”，而领会“大象”文的哲学思想，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大象”精神，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