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节 分红 (第1/2页)

    我们所有的知青除了已经回家的全都到齐了，只差李羽昆。因为他是**，所以我们也没跟他打招呼。当然，即使告诉他，他也不会来。今天他是不是故意躲出去的，谁也说不清。

    rou炖熟了，请进来帮我们杀猪的老乡一同进餐。坐下以后，他就向我们提出了他的疑问：“你们这rou是咋炖的？咋是红的呢？”

    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是炒了糖色的缘故。如果那样解释，他非但不信，还会说“你们天津人光吹（牛）”这样的话。倒不如说是放了酱油的原因。他容易理解，也会相信。

    说话间，他的儿子来找他回家吃饭。我们当然不能让他走，还要留下他儿子与父亲一起吃rou。当父亲的不同意，执意要儿子回家：要他把那些肠子、肚子还有猪头、猪蹄等等拿回家；最后还再三嘱咐儿子：家里什么地方有酒，马上拿来。听话的儿子拿走了那些猪下水，很快又返回来，手里拿着两瓶酒。

    我们当中当然还会有袁满森。这样的宴席哪能没有酒呢？喝酒了，袁满森哪能不醉呢？醉了，他哪里能不哭呢？

    rou吃了，酒喝了。袁满森也哭了。我们没有像上次那样手足无措，大家一起劝他。这一次我们大家都没有理会他，任其哭个不停，我们继续照吃不误——反正我们劝他，他要哭；我们不劝他，他也要哭。劝与不劝的效果是一样的，那么，不劝也罢。他在哭闹时，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话：“我想家！我想我mama！”真是无聊！我们这些人谁不想自己的家？谁不想自己的mama？难道只有你有家，只有你有mama？

    家里终于来信了，是一封平信，信里没提要我回家的事，但是提到给我寄过一封挂号信，大约有一个多星期了。那才是我要求的、帮我请假回家的信。可我至今没有收到。

    在我们这里，平信放到邮局可以随便取。所以，无论是谁去公社，顺便到邮局看看，有我们屯子的信就可以捎来。而挂号信则必须是邮递员送来。或者去邮局的人身上带着介绍信才能取走挂号信。

    看到同学们以各种各样的理由纷纷的请假回家了，我心里着急，却没有办法，只是干着急。

    僧格仁钦见大家陆陆续续的都回家了，就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告诉他正在准备。他从家里拿来了好大的一块黄油，说是吃黄油能够暖胃，对身体有好处。我想，爸爸吃了它会不会对他的胃口有点好处呢？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青年点里剩下的人不多了。大家都没心思干活了，天天躲在屋里，把炕烧的热热的。好在我们春天刚来的时候，队里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大量的柴火，在我们集体户的门前堆了一座小山似的。天气冷了之后，队里又安排人为我们在屋里用土坯垒了炉子，按了烟筒。据说我们知青下乡，政府给了一笔可观的安家费。买烟筒的钱都是从那笔安家费里出的。我们那几天把炉子也烧的热热的，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听听队里给拿来的也是用我们的安家费买的收音机。收音机的信号很不好，听不到天津台或中央台的广播，只能听听内蒙台，还有香港台以及一些国外的，比如苏联等电台的华语广播。

    有一天，忽然接到队里通知：分红了！

    大家都跑到会计室，各自领取自己的“薪水”。由于是下乡的第一年，我们知青的工分都很低：在屯子里干活的每天只有6分，上包的可以跟当地人一样，每天11分。我只领到了140元。不过我已经很高兴了，毕竟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挣到钱。

    憧憬着当我把这钱递到母亲的面前时，母亲该是多么高兴，我的心里又该是多么自豪。同样下乡去了邯郸的我的jiejie早就在信中说过她那里很穷，年底不可能分红，甚至有可能会分一身债。据说她们下乡的地方有可能出一天工的工分是负数，辛苦一年，工分越多欠款越多。

    更让我高兴的是：企盼已久的家里的挂号信终于到了。我拿着信急急忙忙的去找书记七十六请假。七十六同意了，还答应安排一辆马车送我。

    与我一起走的还有柯华。我们很快的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回家需要带些粮票。临走前，我去队里领粮票，但队里没有全国粮票，内蒙粮票也不多。没办法，我只得领了几十斤内蒙粮票。人们的口粮本来就不够吃，我家又凭空多了我和jiejie两张嘴。家里